旮旮角角贵州史丨贵阳同济堂的另一个创办人于德楷

晚清在贵阳除了高家、华家和唐家出名之外，还有于家。贵州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先生曾说：“吾观逊清季年，官权替而绅权渐兴，其名则主持清议，其事则提倡教育，发展实业。若浙江汤寿潜、江苏张謇、直隶严修，其最著者也。自余各省，往往具体而微。仲芳崛起贵州, 遥与诸公相应和”。他把于仲芳和汤寿潜、张謇、严修这些晚清实业巨头相提并论，评价不可谓不高。

周素园

于仲芳，即于德楷（1842～1913），贵筑县(今贵阳)人。少时家贫，往四川投靠舅父颜国佐。得识唐炯，参与平蜀、援陕，荐保候补县丞。清同治七年（1868）随唐炯援黔，任管带中营。叙功以同知用，并赏花翎。同治八年（1869），以四川官军克复贵州清平县城，赐巴图鲁名号。唐炯问于德楷，你是不是准备改武职。于德楷想继续走文职这条路。唐炯就说要多读书，“读四书，阅《资治通鉴》，我可以给你当老师”。经唐炯点拨，“由是丹黄错陈，昼夜攻苦，久之，函札能自达意”。光绪初，在贵阳与唐炯、罗文彬重修阳明祠。筑宅园“梅花别墅”于董其坝（今白云区董其坝），将沼泽地改为水田，在坡坎上栽种数百株梅花。奉命办团练。光绪三年（1877）应邀赴川。唐炯原拟以沿赤水河盐务司局交于德楷管理并统带一军，于德楷亦准备带刘崑山及原在四川所领洋炮一同入川。后未果。四年（1878），补涪州同知，约罗文彬赴涪州幕，待罗服丧满后为其捐道台指四川，罗婉拒。八年（1882）任万县知县时，被人告了御状，说他“用盐勇站堂”。十二年（1886）补石柱同知。唐炯奉命督办云南矿务后，于德楷护送其至昆明，协助唐炯“履勘矿区，次第施工，规模毕具。始辞炯，返贵筑”。

于德楷

光绪十四年（1888）与唐炯合资4000两银子（实为3900两）在贵阳新街（今正新街）于宅开设同济堂中药店，其中唐家三份共3300两，于德楷600两。其宗旨为“同心协力”“济世活人”，以“购药须出地道，制作必须精细，配售必依法度”为信条。店内所用的装药的瓷坛罐都是到江西景德镇定制的。于德楷介绍他在汉口的老友黄紫卿担任掌柜。黄系江西人，通晓医理，熟识药物，并且有一定的经营管理水平。唐、于还提出100两干股给黄。店堂正中悬匾“一言堂”，意即言不二价。两边挂“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两块牌子。店堂内备有长板凳和茶壶茶杯，供顾客等候配药时之用。同济堂药物齐全，师徒们熟知药物的寒、热、温、凉“四气”和辛、甘、苦、酸、咸“五味”，炮制尤精。还立下“通宵值班，晚间营业”的店规。拣药时按照“验方-抓药-审药”的店规，经多次复核，确认无误才分包并交病家验实后发出，并允许病家携方验渣。聘请贵阳名医何献琪、严仲麟坐堂应诊。同济堂广收官药方剂，店制成药六种，自创十二秘方。在流行性疾病季节，同济堂免费为市民提供预防用药“时疫茶汤”。常年为贫民、灾民施医施药。同济堂前临新街，后抵铁局巷。在铁局巷开有两个窗口为贫民，灾民施粥。20世纪30年代同济堂搬至现在的营业地点。

于德楷曾经对周素园说，年少时没有进过学，后来征战杀戮，以求仕途。仔细反省，惭愧德业，“今林泉优游，衣食无缺，拯一人，消一分罪孽。”正是抱着这种“济世活人”的信念，所以在清末民初，在贵州兴办的诸如文教和各种公益事业中，总能看到于德楷的身影。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严修任贵州学政时，筹办官书局，得到于德楷的鼎力支持，提供其捐助的车家巷（今慈善巷）资善堂前厅三楹，作为书局办公和刻书之用，所以官书局又称资善堂书局。

贵阳慈善巷（原车家巷）

二十七年（1901）悉知法国欲兴筑滇黔铁路，贵州士绅认为利权不可让与外人，李端棻与于德楷发起创办贵州铁路矿务总局，设在资善堂，李端棻任总经理，于德楷任副总经理，聘周素园为总文案。同时筹办矿业学堂。因法人修路“消息渐归沉寂”，遂作罢。三十一年（1905）署贵州巡抚林绍年以原经世学堂校舍（在今护国路）创办贵州官立蚕桑学堂，于德楷赞助支持，还送其子于子勤到日本学习蚕桑。同时积极协助筹建贵州农务总会，以资善堂为会址，自任会长。和乐嘉藻资助程乾生在贵阳首创西医诊所。其子女于子真、于本崇亦学西医，并事业有成。

光绪二十八年(1902)，于德楷与乐嘉藻、李端棻、李裕增等捐资于雪涯路丁公祠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开贵州师范教育之先河。于德楷任总理、乐嘉藻任协理。宗旨为“谋黔省教育之发展，振兴贵州文化，培养新学师资以应教育发展之需求”。这所学堂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三年，但对推动贵州师范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贵阳公立师范学堂教职员合影

为改变中国的旧式教育方式，使之适应时代潮流，学堂特聘贵州武备学堂日本教习金子新太郎、木藤武彦、冈山源六兼任教员。开始互相之间关系处得还是不错的。二十九年(1903）武备学堂日本教习清宫宗亲等探访修文县阳明洞。事后，清宫宗亲即把此次探访的游记寄给与黎庶昌、杨守敬、陈炬交往甚密的东京的三岛毅博士。三岛毅随即感而赋诗“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冈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清宫宗亲、冈山源六、金子新太郎他们在得到三岛毅诗后，想在修文县阳明洞中刻石，因路途较远，以后日本国来人不易到达。于是和于德楷商量，得到于德楷的帮助，将此诗刻成石碑，竖于贵阳阳明祠内。

阳明祠三岛毅诗碑

但是，当涉及到维护国家尊严的大是大非时，于德楷的态度十分明朗。光绪三十一年（1905）日俄战争，日军打败俄军而占领中国辽东。冈山源六等日本教师强邀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住校生一起会饮庆祝：“汝辈有心，来一二人同饮”。住校生由刘琨执笔回信拒绝，信中写道：“为贵国贺，为祖国悲，此正我学生饮泣之时，非饮酒之时也”。冈山源六见信后借口“函招不至，有侮慢师尊之意”，于是无理殴打带头拒绝的住校生雷述、刘坤、张友棻等人。学生们将事情的来由告诉乐嘉藻，与日籍教师交涉无效。于德楷知道后毅然决定辞退日本教习。冈山源六还借口聘期未到不能中途解聘，想赖着不走，于德楷、乐嘉藻去呈见巡抚林绍年，得到林的支持，坚持解除了冈山源六、金子新太郎等人的聘约，并驱逐出境。之后，乐嘉藻与于商量，将这件事的起因、经过、结果，以《贵阳师范学堂日本教习殴辱学生事件》一文寄给远在日本的梁启超。梁启超于当年十二月十五日将其文刊登在《新民丛报》，并亲撰短评说“而该校总理所以廓清辞辟之者，亦几于照之渚燃犀，使魍魉无遁形，吾辈无须更词费也。吾甚佩总理诸君壮快之辨才之爱国心”。于德楷、乐嘉藻因此名播遐迩，其正义之举也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钦佩和赞扬。

三十一年（1905）李端棻、于德楷、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呈请林绍年批准，将贵阳府中学堂移到次南门外雪涯洞，改名为贵阳中学堂，于德楷、唐尔镛为学堂正副监督，任可澄主持校务。林绍年拨公款作为经费，还将科举时期的膏火费、学田等收入作为补助。三十二年（1906）开始招生，改名贵州官立通省中学堂。后因校址狭窄，遂于对岸公地另建新舍。华之鸿、于德楷等20余人亦捐资参与兴建。三十三年（1907）经贵州提学使陈荣昌批准，更名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三十四年（1908）春，学堂迁至南明河两江口新校舍。即后来的贵阳一中。

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于德楷与唐尔镛集股8000两银子，请周素园筹办《黔报》，报馆设在贵阳府前街（今法院街）通志书局，后迁独狮子（今醒狮路）。8月17日创刊发行。其宗旨是开通民智，服务社会，上宣朝廷旨意，下伸民隐，并报道国内外要闻。《黔报》虽然政治倾向不甚明显，而且在当年底因为入不敷出而停刊。但对于落后闭塞的贵州，确实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促成了贵州自治学社的成立。第二年，《黔报》依靠官府资助复刊，在周素园辞职后，逐渐成为宪政派的舆论阵地。

宣统元年（1909），在油榨街修建贵州农林学堂时，特聘于德楷担任监工。他还从董其坝园中移来四株有名的“宫春”梅花栽在学堂天井。

于德楷为人豪侠仗义。唐炯以越南战事失利囚禁在刑部狱候决时，于德楷在四川禀补石柱同知，便呈请丁宝桢将自己开缺，要赶去北京。他对丁宝桢说：“奔走营救，视力所能，万一不济，扶丧归尔”。丁宝桢感慨道: “嗟呼，仲芳义士!”

庚子国变，光绪、慈禧西奔。于德楷闻讯“投箸不能食，绕屋疾走”，决定把董其坝平时以军伍方式训练的保甲和农庄子弟编为勤王军十营，“呈报贵州巡抚，愿自备资斧，率之赴陕”勤王。巡抚邵积诚大为惊恐，故意拖延答复。这时李鸿章北上和议，局势趋稳。于德楷心知当局忌讳他的聚众能力，便将保甲子弟会操诸制一并解散。

有人说于德楷思想上是宪政派，其实于德楷是看人不看派。光绪三十年（1904）正值慈禧七十寿辰，科学会创办人之一的平刚将发辫剪去，成为贵州剪辫第一人，一时万口争传。此举触怒官府，签提平刚，将治重罪。于德楷与乐嘉藻不避嫌疑，向贵阳知府严隽熙大力说情，严碍于情面，最终只是罚责打手心四十，革去秀才身份，交其父管束。

平刚

民国元年（1912），刘显世与宪政派发动“二二事变”，欲借故加害周素园。周素园回忆说，当时妻子病故，“仲芳先生送我一片地，在次南门外五里关，我去相度了一次，送葬又走了一遭。仲芳先生告诉我，你两次出城办什么事了, 我是知道的。但他们的侦探报告，却说你约会赵德全密谋，破坏秩序”。于德楷想方设法将周素园平安护送出贵州。

贵州辛亥革命后，政界陷入党争，甚至借助武力威胁。而滇军入黔，“杀人如刈草，取财尽锱铢”。于德楷堂弟于德坤系孙中山派来调查贵州事件的特使，亦被暗害。孙中山气愤地说：“似此野蛮举动，为全世界对于异党人之所无”。目睹种种阴谋凶秽，于德楷胸中“积不快，发愤纵酒，甫逾中寿, 悒悒以卒”。

黔中文化名人陈恒安先生有诗曰：“我闻于公种梅五百树，至今梅绕于公墓”。“卷怀而藏”，努力于社会事业的于德楷与“无意苦争春”的梅花作伴是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