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

红三军在黔东特区斗争的艰苦岁月里，把革命的真理传播给黔东人民，黔东人民也对自己的子弟兵尽力支援。在黔东根据地，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红军每次出征，沿途人民总是送水送饭，主动为红军带路，帮战士挑东西，背背包。

1934年9月中旬，在白石溪的一次战斗中，由于战斗激烈，红军的伤病员较多，抬担架的人手一时接应不上，60多岁的印江县区苏维埃主席陈尚质立即顶上，和青年人一起到战斗第一线运送伤员。在这次战斗中，陈尚质十几岁的儿子陈正修听到白军企图包围红军的消息，立即从几十里的游击区跑到根据地给红军报信，不幸途中被敌人抓获，壮烈牺牲。

还有一次，贵州军阀王家烈派两个团的兵力偷袭红三军，刚进入根据地就被沿途的群众发现，报告了红军。在王家烈的两个团还没有到达红三军驻地时，就遭到红军的合围，敌人几乎全军覆没。在黔东革命根据地，妇女、儿童经常为红军打草鞋、煮饭、送水，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后备力量。红军有了群众的帮助，上前线打仗，毫无后顾之忧，打完仗又可以回到根据地休息；伤员有群众掩护和精心照护，很快养好伤，重新奔赴战场。

在黔东革命根据地，各族人民群众支持红军，爱护红军，红军和老百姓亲如一家，情同手足；战斗中，同仇敌忾，共同对敌；危难之际，同生死，共患难。红军转移后，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红军伤病员。沿河枫香园游击队长符公章，在一次保卫根据地战斗中把负重伤的8名红军战士保护起来，抬到自己家养伤，精心照护。

不久，黔东革命根据地沦陷，敌人开始大肆搜捕红军伤病员，他不顾危险将8名受伤红军转移到深山隐藏起来。由于叛徒的出卖，红军伤员全部落入敌手，7名惨遭杀害，仅一名叫贺永珍的女红军幸存下来。为此，符公章全家遭到敌人的残酷迫害，符公章在当地无法生存，逃到余庆谋生。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红军转移后，以极大的热情收藏了一批珍贵的革命文物。印江风岩、架井田等地群众采取各种方法将《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 《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章案》 《乡苏维埃》 《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 《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等14件文献资源保存下来。

其中，旧寨坝区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王焕林就保存了6件；四坳口乡苏维埃代表杨再思收藏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架井田一群众还珍藏了“印江县第一区第六乡苏维埃政府印”公章一枚。这批文献资料在1954年左右，由保存者无偿地献给了国家，现珍藏在贵州省博物馆。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时，红军在松桃石梁写下“庆祝六军团与二军团会合!”“打倒国民党”等大幅标语。红军转移后，国民党反动派强迫当地老百姓擦掉。石梁群众用巧妙的方法盖住标语，骗过了敌人。几十年过去了，两条标语再现出来，成为革命历史的见证。

黔东革命根据地到处流传着很多革命歌谣，成为当时的革命号角，力量的源泉。在黔东革命根据地沦陷的白色恐怖下，群众以各种方式，在心里、或者在茫茫的黑夜里默默地怀念与红军的鱼水深情，向往火热的革命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