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余的贵州札记》专栏继续推出新玩法。贵州学者余未人自写自录,用文字和音频立体呈现她对文化的思考。
1991年,中科院出了两名与贵阳深度相关的院士,前后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两人是知心挚友。一是知名度极高的欧阳自远;另一名,贵州人却至今少有知悉,他是中科院地质所的叶大年院士,生于香港,祖籍广东,而从学龄前至高中毕业,十几年都生活在贵阳。
1995年 ,叶大年在黄果树大瀑布
生命中的遇见,有时无从预料。2005年,我在北京金台饭店开会,在饭店的廊道上,会务人员喊我的名字,适逢被路过的一双灵敏的耳朵听到,他就是叶大年。他坚信自己的耳朵没有听错,立即打听:“余未人,男士乎?女士乎?年岁几何?”得到回答后,他马上判定,这个人就是贵阳扶轮小学低自己两班的女生!于是我们见面了。见面后他第一句话是:“余未人,就是你啊!我发现‘人’和‘未’两个字合起来正好是个‘余’字,于是就把你的姓名记住了。”阔别五十五年音讯杳无的同侪,竟有如此偶遇,天缘巧合。
2012年2月,叶大年和余未人与贵州大学中文系在京校友欢聚
一年后我到京出差,约他晤面。他问我在何处,我说在农展馆南里。他说,那里公交车站的街边有座位,我去见你吧。我见他下车后直奔事先瞄准的座儿,他对公交站竟如此熟悉,我以为他就在附近。后来得知,他是由西城向东穿城而至。我见他略显疲惫,问他是否身体有恙。他说,今天蹬了好几趟三轮车。我不解,京城偌大,缘何要蹬三轮车?他的回答云淡风轻:“我有一辆常用的三轮车,有时拉着母亲兜兜风,有时拉母亲到市场买个菜。最近我搬新家,路途很近,今天是收尾……”原来,蹬三轮是他的拿手好戏!蹬三轮被他做得如此随性。那时他已年近古稀。这位两鬓斑白的中科院院士,脚蹬三轮转京城,有气度,真潇洒!
2009年国庆,叶大年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与叶选平、王佛松、蔡睿贤合影
叶大年的学术成就我完全陌生。单是这个官方评价,就让我记不住,更难明究里:“1991年,叶大年因为在结构光性矿物学、矿物材料科学、统计晶体化学和X-射线粉末法四个领域的卓越成就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1年,叶大年用微型晶体结构模型讲解理论问题
读不懂他的学术,我只有曲折迂回,读了他以及他母上大人自编自印的两本《文选》。这一读发现,这本未经职业编辑打磨的、他们母子平实的叙述让人入心,其人生历练引人入胜。叶大年书写的那些科学名词背后,更是沉浸了大众皆通的人生智慧和哲学思考。
困难时期,叶大年受父亲朋友之托,给清华照澜院的孔老师转交香港寄来的食品,后来得知孔老师是钱伟长先生的夫人。为何转交?想来,那时钱先生命运多舛,与香港的联系不甚方便吧?后来,他多次当这个差,也见到了钱先生。但叶大年只本本分分地充当差人,与钱先生并无交往。
1996年春节,叶大年拜访钱伟长
1962年,他辗转收到了一封孔老师的来信,询问他大学毕业后的去向。叶大年百感交集——钱先生夫妇的子女因父亲的“右派”身份无缘上大学,还对自己的学业前程如此上心。先生这种博大宽厚,“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读信后叶大年潸然泪下。于是,他再次登门钱府报告佳音:自己考上了中科院地质所的研究生。
1962年,叶大年大学毕业 摄于北京
年深日久,钱先生成了他的恩师、忘年交。叶大年著文《钱伟长教授教我如何选题》。除指点学术大方向外,钱先生还教他一个小方法,让他受益终身: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对有兴趣的学术问题、科研问题,随时记录,有空时一一爬梳,删除薄物细故、鸡毛蒜皮,挂上兹事体大却独木难支的。抓住能够尽心竭力得以解决的重要问题,速战速决。他的许多科研论文就是如此诞生的。他的小本犹如百宝箱,随时都储存着几十个备考的问题。他曾经给科研同组人开出一二十个可以立即开疆拓土的课题。这种“百宝箱”,想来不是一个两个吧?
1997年,叶大年和助手赫伟到钱伟长家拜年
而被他挂上的问题不可小觑,有的时间跨度之长出人意料。比如“大陆漂移学说”,一挂就是四十年——事情回溯到1958年。他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报到后,就去了五道口外文书店。俄文专业书应有尽有,非常便宜(一卢布折合人民币0.13元)他左挑右选,买了一本小册子《地球结构》。回去细读,书中有一段魏格纳根据巴西海岸和西非海岸相同的事实,提出了大陆漂移学说。书中的描述让他向慕至极。这本小书的厚重内涵,犹如他脑海中的一根定海神针。
1957年,叶大年(后左二)全家福 摄于北京
少年时代,他对地理课和地图情有独钟。积攒下微薄的零用钱,用于购买水彩、道林纸,自绘地图。在他人生的50年黄金岁月中,地图与他不离不弃,忠实相伴。一个人面对地图思索,以至发呆。地图上能够萌发出新的闪光点?这种面对地图思索的执着,是思想?格局?他在期待什么?是机遇的降临?令我有些匪夷所思。真可谓隔行如隔山也。
1943年于云南昆明,叶大年(前右)
1946年于广西柳州,叶大年(前右一)
一番思忖后我又发现,叶大年从自然科学入手,他把思路做了集中、调整,聚光到了经济地理的对称性上来。1995年的一天,他仿佛天眼顿开——城市是对称分布的!这个发现让他欣喜无比!一幅幅广义对称的地图清晰呈现。
1990年,叶大年一家
这个发现和研究的内生动力,是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是神州大地从未经历过的创举!这意味着二三十年中,将有三四亿农民成为市民,这种变革如何发生?人口怎样分布才是合理的?自己做的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学术研究,如何服务于当下的经济建设,如何服务于城镇化的匆匆步履?在科技部举办的一次“香山会议”上,他作了城市对称性分布的报告,犹如“投石冲开水中天”,与会专家反响极大。
梦想不能只是梦和想,必须立即践行。为了此项研究,叶大年前前后后到湖南怀化考察不下二十次。怀化是他研究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发祥地。他在《中科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怀化——发展中西部的一着重棋》。他又用16年的漫长光阴,完成了一部专著:《城市的对称分布与中国城市化趋势》。2013年9月,中科院和工程院就城镇化问题向李克强总理作汇报,会上叶大年在简短的发言后,呈上自己绘制的地级市格子状分布图,引起李总理及与会者很大的兴趣。
2013年7月在21日夜,叶大年在研究中国城市的格子状分布,此图两个月后到国务院办公厅汇报时呈递给李克强总理
科学家的思想不仅有本专业的深邃,它还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广阔无垠。叶大年说:“我有一个爱好,关注战争历史,中共党史,这对于我的科学研究有指导作用,特别是战略转移,如上井冈山、长征、通道转兵、四渡赤水等等。我在六十年的科学生涯中,有几次成功的转向,也都得益于党史的学习。”
1998年5月,叶大年为通道转兵纪念馆题词
2000年,叶大年在受降城陆军总司令部门前
2000年,叶大年在武陵源贺龙公园
他去参观怀化市通道县“恭城书院”时,讲解员指着一盏马灯说:“这是一个老乡捐献的,当年他为红军中一位洋人带路,洋人把马灯送给他做纪念!”对捐赠者,解说词只有“洋人”二字。
1998年,叶大年在通道县溪镇恭城书院门前(恭城书院是1935年红军长征通道转兵(贵州)会址)
叶大年却禁不住遐想,这个红军队伍中罕见的“洋人”是谁?他细看马灯发现,上面有自己不懂却是眼熟的字母,是德文。他忽而脑洞大开,红一方面军中唯一的洋人就是李德!于是他判定:“这是李德送的马灯!”讲解员大喜过望,当即邀他题词。
处处留心皆学问,发现是最大的乐趣。作为一名创造者,不论进入哪个领域,都会在面临“山穷水复疑无路”时,矢志不移往前探行。因为面前只是“疑”无路,而非真正的走投无路!如若从不犯“疑”,一直在前人导引的大路上操正步、不逾矩,必将与创造性无缘。
对叶大年而言,创造无所不在。搞研究、坐书斋、上矿山、下基层,有时潇潇洒洒蹬一段“三轮”,穿小街走胡同……能思之,有得知。敢于“疑”,让他一直行进在探索之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