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和母亲从萧山到贵阳，要在杭州城站乘火车，上车前在三元巷林外公寓所寄住了两宿。林外公是我大舅妈的父亲，名林端辅 (1883—1968)，字莲村，又字黎叔，浙江辛亥革命元老，此时任职浙江省文史研究馆。他听说我们要到贵阳去，说：“贵阳！抗战辰光，《四库全书》就搬到贵阳，难啊！”我虽然只是小学生，倒也听说过西湖孤山有部书叫《四库全书》，不过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书，心里想，这有什么难的，弄只箱子装装抬上车就好了。

若干年后，看到了陈训慈先生写的《运书日记》，才真正了解林外公（即书中所称黎叔先生）感叹的“难啊”。

林黎叔先生

文澜阁，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孤山南麓，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建成，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造的全国七大书阁之一，北京宫内文渊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是为南三阁。《四库全书》共收录图书3461种，79309卷，约8亿字，荟萃了清乾隆中期以前中国历代主要典籍。乾隆五十二年（1787）起，陆续将誊抄完成的《四库全书》运抵杭，交藏文澜阁。

清咸丰年间，南三阁中的文宗、文汇阁本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被毁，文澜阁《四库全书》亦遭兵燹之劫，散佚大半。杭州乡贤丁申、丁丙兄弟设法抢救，收集散失之图书，运至上海保存。同治年间，运回杭州，继续回收散失之残书，耗时11年进行补抄。民国四年（1915），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钱恂又发起以北京《文津阁四库全书》为底本，在北京、杭州两地同时补抄，历时8年，史称“乙卯补抄”。民国12年（1923）张宗祥先生再次发起募款补抄，历经两年，史称“癸亥补抄”。经丁家兄弟、钱恂、张宗祥相继三次补抄，有许多被删改的文字据原本得以恢复，文澜阁《四库全书》比原来更为完整。

《文澜阁四库全书》书影

1932年1月，陈训慈出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浙江慈溪人，陈布雷胞弟。日军发动全面对华侵略战争后，陈训慈敏锐地觉察到文澜阁《四库全书》若不即时迁移，后果不堪设想。1937年，他命总务组赶制木箱。8月，装竣《四库全书》一百四十箱，善本书八十八箱，共二百二十八箱，先迁富阳。10月，日机频频轰炸杭州，在浙江大学帮助下，再迁建德。

陈训慈先生

1937年12月杭州沦陷，富阳相继失陷，建德震动。1938年1月7日，陈训慈在日记中喟叹：“最所不安者为文澜《四库全书》。几经面陈教厅当局，以迁往内省为宜，而迄不得要领（每谓内地亦不安全，岂不知相对的安全，自有差殊）”。许绍棣厅长“无任何具体意见”，态度殊消极。不得已，陈训慈只得不辞辛劳，来回奔波，为搬运方案、车辆、资金诸事，与相关机关多方周旋，费尽心力，三迁至闽浙赣三省交界的龙泉。

此时，离龙泉不远的衢州军用机场，已是日军的重点攻击目标。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1938年2月8日的日记载：“余前月二十日致教育部一电，报告文澜阁《四库全书》留建德实不安全。教部韪其议，拟迁贵阳，由浙大协同运迁。但昨接陈叔谅（即陈训慈）回电，知浙省府拟将其移处州（即丽水）。”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甚至说：“土地人民如放弃，文物何足云。入贵州岂谓黔省以东之大地悉准备放弃耶？教部有办法，惟自来运。”为安全起见，教育部派浙大教授李絜非来浙江，商议运《四库全书》去贵阳保存的事宜。教育厅长许绍棣不以为然，认为这样做有“逃难苟安”之意味，教育部要运可以，浙江省不出费用。

竺可桢先生

林黎叔先生时任教育厅秘书，深知《四库全书》的重要性，又和陈训慈的大哥陈训正同是宁波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和育德初等农工学堂的同事，与其二哥陈布雷同为鄞县私立效实中学教员，陈训慈的个人进退亦时时与林黎叔商讨，于公事，于私谊，对《四库全书》的搬迁，尽力帮助斡旋。无奈上司态度消极，公文上下推诿，许绍棣又刚愎自用，“不采负责任有识见者之忠言”；林黎叔虽属高级文官，并无实权，亦不能越权，徒唤奈何。我想，这也就是林黎叔先生晚年感叹“难啊”之由来。

幸而教育部一再坚持，竺可桢校长全力撑持，文澜阁《四库全书》终于1938年3月27日从浙江龙泉出发西迁，途经福建浦城，又折回浙江江山，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至4月底运抵贵州贵阳，国宝终得保全。

今位于贵阳鹿冲关森林公园的文澜院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