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季”忆丨杨弘：不择土地的种子向阳而生

步出考场，身上捆绑的千条线万道索瞬间迸散。祝贺莘莘学子，迈越关山又一重，成为一颗自由欢乐的星辰。

蓝天骄阳、冉冉行云、翱翔的鹰、还有喵星小伙伴，此刻只注目你们，联袂额手相庆。

学子回眸母校，潇洒一别。而那一刻，校园的喜与悲、欢歌与咏叹、诗与远方的童话，代代传承的民谣，铺天盖地涌来，拽回了你的记忆……

这里，我们特邀了多位文化名人，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与读者共享其千差万别、个性化的《毕业“季”忆》。

上世纪1965年5月，我正在中学接受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教育。放学回家，三姨拿出一张盖有公章的介绍信说，明天你就可以进工厂，就是工人阶级了。她接着说上周唐老师来家访时说了，第一批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单就有我。看着那张盖有公章的介绍信的空白处，另一个人名字后面填写着我的名字，无语。我不得不折服毕业于辅成法学院的三姨的生活智慧，她把我搁在去工厂的介绍信中，使我逃过了下乡的境遇，我那时认为她就是我们全家的操盘手。

第二天，我和介绍信上排在我名字前面，比我年长十多岁叫王珍美的女人，一同去了城东打鱼寨的页岩砖厂上班了。

从此，我叫她王姐。王姐个子高大，胖乎乎的，皮肤黝黑。我和王姐其实是带着不同的“印记”进了页岩砖厂。王姐根正苗红，在老家威宁就入了团。她分到食堂，虽不识几个字，但她很快就能熟练区分饭菜票、加餐票。我“成分高”分去做普工。那是个由于前期对页岩资源储藏量勘测失误，没生产出一块红砖就下马的工厂。

杨弘先生（前排的女孩）

砖厂里安装、修理设备的机修工最为荣耀，尽管只安装些极为简单诸如传送带之类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设备，当时也是令许多人仰慕的工种，叫机修工。我是普工，每天都按班组长的安排干一些建厂中的杂活儿。下班后到食堂打饭时，我们都按自己的经验，选择打菜的掌勺人手不随意抖动的窗口。打菜的师傅们总是先将头伸出小窗口看看排队的人，先“刷刷脸”，面对不同的面孔，他们会巧妙地颠一下勺，再魔术般地一抖手，菜和肉便神奇地分流。

王姐打菜从不“刷脸”且勺平手稳，她公平地善待每一个人。当年在食堂上班可是美差，他们吃饭管饱，每个月还可退四个星期天的粮票，很遭人妒嫉。常有些饭票不够吃的人开饭前敲着饭盒，在窗口游荡，不时将头伸进窗口，嗲声大喊王——姐，待她转身应声时，窗外又嗲声道，看看你那腰身哦！显然是戏谑她在食堂吃“肥”了。只见她手持炒菜长铲，灵活地转动着肥硕的肢体扬高嗓门：我思想不好，可以改造，腰身是爹妈给的……她快人快语，正直不阿奠定了我心中最初的工人阶级形象。

王姐

有一次周六我没赶上厂里的交通车，王姐在食堂盘点饭票也晚了。见我就说，咱们一起“长征”吧！十多公里的路，我们同行。这次我才知道她有两个儿子，她爱人和她是同乡，参加过抗美援朝，转业后在街道办事处当主任。

一年后，我的同学们几乎全都下乡了，而我每个月能挣29.5元的工资，常有同学到厂里来玩儿，顺便蹭饭。王姐看我饭票不多时，就教我晚点去打饭，说当天卖不完的饭菜，为了避免变质最后可以少收些饭菜票。

不久，厂里给机修工们每人发了一套劳动布工作服，普工只发一条背带裤，很多女生都不愿穿，我却美美地穿着直到洗得发白。那条背带裤足以显摆我是工人，是在同龄人中没有下过乡进了工厂的工人。墙上的标语分明写着：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也许我潜意识里的自恋便扭曲地滋生于那时。

杨弘先生16岁进厂照

一次，我在打扫刚安装好的设备车间的卫生时，侧身一退，连同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铁栏杆一同倾出，从三楼跌至二楼，当场昏厥。醒来时已躺在省医脑外科的病床上。王姐来医院看我时，第一次见到我妈和我三姨，王姐当着我妈和三姨的面夸我爱学习，说我能干。她们走后王姐又对我说，你妈和三姨可是有大文化的人，懂道理。后来想起，那便是我社会生活第一阶段中，她向我诠释的与人交往中的沟通协调。

杨弘先生16岁进厂照

出院后不久，我借了革委会的单车进城，谁料刚出厂门100米下坡时，人冲出把手摔了下来，车的前叉摔断了。革委会要我赔付90元钱。90元，天啦，那可是我三个月的工资。无助的我第一时间找到了王姐，王姐带我去革委会，她说是前叉断了我摔下来，又不是我摔下来扯断了前叉。经她这么一说我也糊涂了，反正最后只赔了20元钱。至今想起这规则和潜规则都没有边界的荒唐年代，混淆概念的申辩竟是一种生存能力，我感到王姐是我的天。

每周日下午，我要到河滨公园附近坐交通车回厂，王姐家正好在等车点附近，王姐总让我先到她家再一起去坐车。在她家洗得发白的矮凳一坐下，她便拿出一个簸箕放在水泥地上，顺手拎出一个大袋子，提起底部，哗啦啦倒出好多核桃，说是威宁老家带来的，要我多吃一些。她家的核桃、梨子、荞酥，在那个年代构成了我对威宁美食的所有想象。王姐指着我穿的三寸布票一尺的印花布衫对厂里人说，小杨弘穿衣服就是好看……在我最初的虚荣心得到满足的同时，王姐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保护我欣赏我的人，这足以让“成分高”的我感到温暖，久久的温暖。

河滨公园中的游船图片来源：贵阳改哥博客

不久，页岩砖厂下马了，我被分到花溪砖厂，从此，没有了王姐的指点，我独自经历着所面临的一切。艰苦岁月中我们共同经历的苦和乐深深地影响着我，王姐的点点滴滴早已印在我心里。多年后王姐向我谈起她对儿女婚事、孙辈学业、社会痼疾以及改革开放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她均能用自己的视角，谈自己的领悟。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完全活了个“自己”。

到花溪砖厂后我被调到子弟学校教书。后来，我考学、读书，在那些我一直在不断寻求新的开始的日子里，每次挪动我都会告诉王姐，照例会得到她真诚的夸奖祝福。我结婚生女后，每年春节都带着孩子去给王姐拜年。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倾听对方的故事，一直听得懂对方的故事。

2011年正月十九，我照例去给王姐拜年，还教她不要用化纤面料的床单，教她注意保养自己，我还送了一床双猫牌纯棉床单给她。

5月15日下午，突然接到电话说王姐走了，无语，泪水倾盆。赶到殡仪馆，一张笑容满面的照片背后躺着静静的她。

四十七年前，因为三姨的“操办”我搭在根正苗红的王姐的介绍信后面逃脱了上山下乡。一个下到孟关的同学写信告诉我，生产队分给她两分自留地，她想用一分来种鸡冠花，一分来种玫瑰花，是天真到完全不自知？是生活再苦也要笑？哭着笑？进厂也罢，下乡也罢，我们被颠来倒去的现实摔打着。过早离开了有围墙的学校，母校何所依！

杨弘先生的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