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眼馋处，便是出发时。

从小就吃湖南面。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奶奶工作单位在贵阳市富水路靠近延安东路这一段，假期经常跟着她一起去上班，时不时会带我去友谊路吃一碗湖南面当午餐，宽汤宽面，热乎乎地上桌，葱花和大料的香味直冲鼻端，加一勺子糊辣椒，浇头和面条入味，汤则浓郁，能趋饥寒。

据说这家店还在，我再没去过，味道只留在记忆里。倒是我家附近的下护国路有一家湖南面名头更大，早中晚三餐都得排长队，偶尔会避开高峰，在三餐之间的空隙去吃一碗，从容享用。

一般的说法，认为所谓湖南面并非湖南所有，而是抗战时期湖南人在贵州开面馆，根据家乡和本地口味结合而发明。无法考证，只能姑妄听之信之，饮食的发明与创造，跟移民流动大有关系，可以肯定，但也因此容易带来误植和错位。

举个例子来说，海外中餐馆有道“传统”中国名菜“左宗棠鸡”，据说是台湾名厨彭长贵移居美国后推出，以鸡肉配上甜辣酱，与大蒜、生姜、辣椒等炒制而得，取名则一望可知，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麻打火勾，仿佛真是左文襄公大人家餐桌上曾有的一道菜肴了。和湖南面一样，真到其故乡去，却几乎肯定寻不到踪迹，大概率地不是连根被拔走，而是异乡土壤上用乡愁浇灌而生的新品种。

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特伦斯·兰杰编有《传统的发明》一书，辑入六位史学家的论文，大致想说明这样一件事情，“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习俗’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因为即使在‘传统’社会，生活也并非永恒不变。习惯法仍然体现出将事实上的灵活性与谨遵先例相结合”。

还是得有例子说明问题，书中有休·特雷弗-罗珀的文章《传统的发明：苏格兰的高地传统》，其中讲到，苏格兰的“格子呢短褶裙”，被视为是历史悠久的民族特色，而据作者的考证，实际是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完成的“追溯性发明”，其样式的设计出自英格兰的工业家之手，而“以格子呢的图案区分氏族的想法则由投机的格子呢制造商们首创”。说白了，跟现代圣诞节的情形一样，出于商业利益的驱使，辅之以现代传播手段的放大，导致久之习而不察，成为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传统。

当然，此书探讨的问题远比我引述的要深刻得多，编者之一的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导论中写到，“‘被发明的传统’对于现当代历史学家所具有的独特重要性无论如何是应当被指出的。它们紧密相关于‘民族’这一相当晚近的历史创新以及与民族相连的现象：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民族象征、历史等。所有这些都依赖于常常是深思熟虑的，且始终是创新性的活动”。

由一碗小小的湖南面，东拉西扯，讲到的话题有些不大接地气了，说到底，想讲的意思无非是，美食终归得靠其品质和口碑立足，若是连生存都生存不下来，又如何能够成为“传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