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区，新印厂，光是这两个关键词，就拉满了期待值。

我对老城区始终有点执念，理由如下。

如果把城市比喻成生态系统，至少在相当一个时间段里，规划出来的新区多少有点不那么完整。而老城区不然，经由漫长岁月的生长，不再是人工种植的园圃，有了自然生态下应具的多样性。

20世纪50年代末贵阳城区

这不是我的见解，而是来自于了不起的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的城市规划学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要补充一句，此书初版居然是在六十多年前的1961年，至今还远远没有过时。

最早知道《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读到陈冠中先生的文章提及并总结了简·雅各布斯对于城市的观念，“一个好的生机蓬勃的城市在形态上的四个要点，就是：用途要混杂，街区（街廊）要小，不同年龄建筑物要并存，密度要够高”。

老城区就像原始森林，一棵参天大树即使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周期，仍然有无限的可能性。它也许会轰然倒地，也许依旧伫立，枝干冠盖，仍有无穷的养分，假以时日，会孕育新生，生生不息。

东山电视塔上俯瞰贵阳夜景

贵阳市云岩区的老城里，就有这么一个“新生”的项目，给了我不小的惊喜。

那就是位于云岩区宝山北路与新印厂路交叉处的“新印1950”文化创意街区。

“新印1950”城市展厅

项目名称给出的信息不少，所谓“新印”，老贵阳都熟悉，就是贵州新华印刷厂，1950是建厂时间，这曾是贵州最早最大的一家以书刊印刷为主的国有大型印刷企业。

20世纪90年代的贵州新华印刷厂

跟很多老国企一样，随着时代发展，旧厂房逐渐废弃，变成工业遗址。古稀老厂，车马冷落，静置在老城区一隅，等待重启。

而“新印1950”文化创意街区就是这样一词“重启”的机遇，在老厂的原基础上，保护、利用了旧有工业遗存，运用空间织补的方式，融入了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新功能、新空间和新环境。

“新印1950”园区航拍照

“新印1950”文化创意街区项目于2022年4月启动建设，占地31亩，总投资1.8亿元，打造了“1个4D体验文化中心、2座特色展馆、3大主题空间”，打造了1950广场、梧桐大道、城市展厅、文化空间、城市会客厅、榫卯天台等空间。

今年“五一”期间，“新印1950”文化创意街区迎来试运营，据说，已成为云岩区新的一处“流量密码”。

我倒觉得，“新印1950”文化创意街区的走红，并不在意料之外。

借助城市更新的契机，盘活一块位于城市中心区且有着满满历史感的老旧资产，早有先例可循。比如，著名的北京“七九八”、上海“上生新所”、成都“东区音乐公园”等等，比比皆是。

“新印1950”文化创意街区，入驻了超过一百个品牌，吃吃喝喝的话，有茶饮、甜品、咖啡、餐酒吧、泰餐等，还有足量的各色文化空间，可供音乐演出、话剧、相声等等使用。

而对于我这一类多少有点怀旧的“老人”，“新印1950”文化创意街区也给予了尊重。那个“新印厂”的历史记忆，也被完整保留。我讲的，可不仅仅只是原有的格局和厂房、梧桐树、旧印刷机、历史照片还俱在，而是因为，改造更新之后，“印巷”的顶部，有活字印刷结合百家姓的浮雕汉字，也会有印刷博物馆留存那段历史与文化。

大学时代，也就是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我就经常出没新印厂。毕业之后，因为工作关系，跟新印厂也还有些联系。印刷这件事，在我心目中，是有些神圣意味的。

原因无他，印刷术的出现，乃至于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印刷技术的革命性改良，都会带来文明史的巨大进步。把印刷术的发明和革新，视为“文明之光”，绝对不算是夸大其词。

讲一段古老的历史，宋代以来，都市书坊业也即传统印刷业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繁华。到了南宋时期，刻书业形成了浙江临安、福建建阳和四川“成都—眉山”三大中心，建阳在南宋号称“图书之府”，甚至传播海外。

传统印刷业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大繁荣，甚至形成了新的城市文化中心。北宋时期的东京开封城相国寺前，就是当时最热闹的书坊所在。而前面提到的建阳，有名闻全国的大书市。明嘉靖年间所修的《建阳县志》记书市盛况说：“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

贵阳的现代印刷业起步很早，清末民初的巨富华家，以经营盐业积累起巨额财富。其中的第一代华联辉，是副贡出身，“且读且贾”，致富后出资刻印《六事箴言》《菜根谈》《宋臣名言录》《樗蚕谱》等书，也即所谓的“遵义华氏刻本”或“播州华氏刻本”。到了华联辉的儿子华之鸿一代，家族家业更为兴旺，他认识到，“贵州交通阻塞，新知识传播到黔，旷日持久，若果放任自然，则贵州文化，将永远落于全国各省之后。若欲传播新知识，端赖书籍，莫若创办一所规模较大之书局，既可继承先祖未竟之遗志，且印刷厂可以容纳多人，是亦符合提倡工业之旨”。

到了清光绪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898年，贵阳文通书局在王家巷创办，取名“文通”，旨在“文以载道，通达心灵”。到日本学习印刷技术，购买日本铅印、石印机器，三年后正式开业。

贵阳文通书局成立时间仅次于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比中华、大东、世界、开明几大书局都要早。接着，华之鸿又斥资六十万银元，购买日本造纸机器和学习日本造纸技术，于1919年在贵阳南门外虹桥小团坡建成永丰抄纸厂，解决书局用纸。

文通书局及永丰抄纸厂基本上是从国外引进的成套先进设备，多为日本、英国、德国、丹麦等国制造。到了抗日战争期间，全国人才荟萃贵阳，文通书局也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期。据统计，贵阳文通书局存在的四十一年里，出版各种图书近五百来种，数十万册。

就算放到中国出版史上，文通书局都堪称一个奇迹。

而创建于1950年的贵州新华印刷厂，毫无疑问是新中国成立后，贵州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亲历者、见证者和讲述者，关于新印厂的故事，仍然可以在“新印1950”文化创意街区里寻觅到草蛇灰线、辨识出鸿爪雪泥。

文章一开头提到的简·雅各布斯，旗帜鲜明地反对过是大拆大建式的城市翻新，她主张“社区浑然天成的有机形态”，也就是说，要在翻新中保留城市记忆与社区延续，让历史和当下、新人与旧事相互赋能。

“新印1950”文化创意街区大幅度地做到了这一点。

我甚至觉得，“新印”一词，因此还有点一语双关的意味。不单单是新印厂的简称，也是新的印记，而且是叠加在旧时印痕上的印记，这是有厚度、有温情的印记，从中可窥历经七十余载风雨留下的重重树轮、层层印记。

二零二四年五月廿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