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年间，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创立“汉三贤祠”，将汉代的尹珍、舍人、盛览三位文化名人列为“三贤”加以纪念。其后，“汉三贤”的提法流行开来，被视为代表古代贵州文化的辉煌人物。
从有关史料反映的情况来看，上述3人在文化方面的成就，的确值得后人引以为荣。然而，这3位古代文化名人是否都属于贵州？他们的出生地究竟为何县何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探讨。
文化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总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相连。先秦时期，居住在贵州的居民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的传承，只能通过语言和实践的手段来实现。秦汉以后，随着与中原和周边地区交往的增多和汉文化的传入，早期的学校教育开始在一些经济较发达，交通相对便利的地区出现。
大概因为贵州的居民基本是外来移民，本土文化影响较小，早期汉文化在贵州境内的传播速度很快。在不断滋生出来的文化人中，涌现出了一些影响较大，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人物。被列为“汉三贤”之一的毋敛县人尹珍，就是其中的代表。
贵州的州县地名中，极少有用人名冠名的，位于黔北的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却是一个例外。
今道真县唐代属珍州，元末改“珍”为“真”，明万历年间改真安州，清雍正时改为正安州，民国初改州为县，设正安县，1941年分正安县东北地设道真县。1943年出版的《贵州名贤传·尹珍传》记载道真县设置原由时说：“尹(珍)先生是贵州文化的开创人，正安是贵州文化的策源地，为纪念这位先贤，特呈准中央政府，将正安县划出一部分，另设一个新县，称为道真县。”尹珍在发展贵州古代教育方面的卓越贡献当然不容置疑，一些学者将其称为“贵州文化教育的奠基者”也并无不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
尹珍赴京求学时大约20岁，曾拜在经学家许慎门下，研习五经文字。返回故里后建草堂三楹，开馆教学。因从事地方教育，声誉渐著，朝廷从地方选举孝廉时，地方官以其精通经学，选入文学科目，向朝廷举荐。汉桓帝时，学者应奉任武陵郡太守，尹珍就近前往拜应奉为师，学习图纬，通三才，师生并显一时。尹珍年老辞官还乡后，将原学馆改名“务本堂”，矢志育人，直至病逝。
尹珍在贵州文化史上留下的影响很大，明清两代曾多次重修他首创的“务本堂”。明代中叶，贵州的3个书院先后修建尹珍专祠，清代在贵阳扶风山王阳明祠旁建尹道真祠。省内印江、铜仁、独山等地都相继建有尹公祠。甚至省外的南川、綦江等县也建有尹子祠。清人莫与俦在黔北传播汉学时，曾把尹珍之学称为“毋敛学”，称自己为“毋敛学”的传人。黔北巨儒郑珍形容尹珍的影响时说：“凡属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食乡社。”尹珍的历史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贵州古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教育家和书法家，尹珍在传播文化，发展地方教育，促进贵州地区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因擅长经术，受到东汉朝廷的高度重视，历任尚书承郎、荆州刺史等职。如今，尹珍的求学经历、教育活动、学术成就和他在历史上留下的影响，已成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不少地区都在关注和开发利用它。于是尹珍究竟何许人也的问题，又被摆在了桌面上。
最早记述尹珍事迹的史书是《后汉书》，其后，《华阳国志》亦记述说：“明章之世，毋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渐庠序，乃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才，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以经术选用，历上书承郎、荆州刺史，而世叔为司隶校尉，师生并显。”就这段文字来看，尹珍出生于东汉时的毋敛县，应该没有问题。但因为对汉代的毋敛县究竟是今天的哪里有不同看法，便出现了尹珍的籍贯时而在黔北正安，时而被说成在黔南独山一带的怪事。
贵州正安县的资料介绍尹珍时这样写道：“尹珍(公元79-162年)，字道真，东汉牂牁郡毋敛(今正安县)人。今正安县新州镇的古毋敛坝，是尹珍居家、讲学、墓葬之地。”黔南州的有关文章则称：“尹珍出生于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毋敛县(今贵州独山、荔波、三都一带)。从小生性好学的尹珍，刚过18岁就千里迢迢，奔向文化教育发达的中原求学，经过数年的寒窗苦读，进步很快，成绩优异。学成之后，返回贵州，在今绥阳、正安一带创办官学，招收学生、从事教育。”
尹珍出生的毋敛县究竟是今天的哪里呢？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置的牂牁郡辖有17县，毋敛县是其中之一。《汉书·地理志》说：“毋敛，刚水东至潭中入潭。”看来，这条刚水和它所流入的潭，对弄清毋敛县的位置关系很大。
因为《汉书·地理志》对刚水没有进行解释，《水经注》的记载也极简单，后世研究者在考证汉代牂牁郡时，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云南方国瑜先生在《汉牂牁郡地理考释》中提出：毋敛刚水即独山江，一名都江，经古州入广西，至柳城县流入柳江，柳江即古潭水。这种看法与清人郑珍的考证相一致，应是比较严谨的解释。据此分析，位于刚水上源的汉代毋敛县，应为今独山、荔波、三都等地。尹珍的出生地也应该在上述地区。
当然，不同的意见在清代就已经出现。清代有学者提出：“今之正安即唐之珍州，唐之珍州即汉之毋敛、然则先生汉毋敛今正安州人也。”当时的正安州官员修建《尹先生务本堂碑》时，还特意刻上“即以尹先生之故里论，虽三尺童子，皆知为今正安州某乡人”一类的话。不过，为什么唐朝的珍州就是汉代的毋敛，至今却没有看到相关的文献考证。尹珍学成返归后的活动集中在黔北地区，正安、道真等县有许多关于他的遗迹都是事实，但正安县新洲镇毋敛坝是否就是尹珍的出生地，这是需要通过研究来印证的。
“汉三贤”中的舍人，是一个更加令人难以捉摸的人物。舍人一词本是古代的官称，原为贵族家里的门客，后来发展为官职，前面再冠以头衔，名称不同，职权也不同。例如秦汉时期设置太子舍人，魏晋以后有中书舍人等。
贵州文献中谈到的舍人，指的是西汉武帝时代的一位学者，认为他是“键为郡文学卒史，在汉武帝时曾作待诏”，著有《尔雅注》三卷，其著作在《隋书经籍志》中已经亡佚。相关文章并提出，汉武帝所设犍为郡的郡治在鄨县，即今遵义境内。舍人对《尔雅》作注，是“汉儒释经之始”，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清道光《遵义府志》说：“南中若奠先师，断推(舍人为)文学鼻祖。”
能对《尔雅》作注的人，学术成就和地位当然很高，作为贵州古代辉煌文化的一页，舍人和他的学术成果已成为今天贵州重要的文化遗产。然而，我们迄今对这位名贤的了解实在太少，还有许多悬疑找不到答案。
《隋书经籍志》说：“梁有汉犍为文学《尔雅》三卷亡。”那么，写《尔雅》三卷的键为文学与舍人是不是一个人呢？有文献说是一个人，有文献又说是两个不同的人，该如何认定才是？舍人既是官称，我们却将其视为人名，孰是孰非，至今仍旧无法定论。有人解释说：著《尔雅》三卷的这位先生，本来是犍为郡文学卒史，后来受任为舍人，名则不可考。但也有学者指出《广雅》中有“舍”姓，因此舍人应是名字。至于有人认为舍人姓郭，那是将我们说的舍人与汉武帝宠信的戏子郭舍人混为一谈，实在让人难以附和。
即便上述问题达成共识，舍人的籍贯同样还有争议。犍为郡管辖的范围很广，有人提出四川嘉定县的尔雅台是舍人撰写《尔雅注》的遗迹。这样来，舍人便不属于贵州古代的文化名人了。
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的“牂牁名士”盛览，字长通，据说是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的好友。司马相如奉命入西南夷，盛览专程前往请教作赋之法。司马相如答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盛览听罢司马相如的宏论，茅塞顿开，“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此事在《汉书》等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盛览返回后在乡里授徒，开启了地方文教之门，又著有《赋心》四卷，成为一代文化名人。
近年来，盛览的籍贯也成了一个争论焦点。贵州遵义市将其列为该地区的文化名人，作为“汉三贤”中的一员。多彩贵州的介绍中，则特别注明：“盛览，字长通，汉武帝牂牁郡(今贵州福泉一带)人。”云南大理方面则根据《万历云南通志大理府人物》中“盛览，字长通，叶榆人”的记载，认为盛览是大理人。
我们无法解析历史文献的记载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但既然客观上已经存在不同的认识，在挖掘、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就不能不时刻要求自己坚持实事求是和科学的态度。毕竟不应因我们这一代人的急功近利、让后世的人陷入迷茫。“汉三贤”问题上各说各话的现象，说明在发展文化产业的今天，资源的整合与协调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
撰稿：范同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