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出考场，身上捆绑的千条线万道索瞬间迸散。祝贺莘莘学子，迈越关山又一重，成为一颗自由欢乐的星辰。
蓝天骄阳、冉冉行云、翱翔的鹰、还有喵星小伙伴，此刻只注目你们，联袂额手相庆。
学子回眸母校，潇洒一别。而那一刻，校园的喜与悲、欢歌与咏叹、诗与远方的童话，代代传承的民谣，铺天盖地涌来，拽回了你的记忆……
这里，我们特邀了多位文化名人，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与读者共享其千差万别、个性化的《毕业“季”忆》。
我是赶末班车上大学的一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文革”结束，招生制度改革，1977年高校开始招生，我却刚刚进了本地的“雷山师范”读书，没赶上高考。但是在师范毕业以后又赶上“中专生要工作两年才能参加高考”的规定，这样我就拖到了1980年才得以参加高考，年龄已经25岁。因为那个时候小学是五年制，初中高中都是两年制，这样我的同学大多数高中毕业的时候才16岁，我比他们大了9岁。虽然大这么多，而且还做了两年的初中教师，但是我却孤陋寡闻，上大学才开始了我新生活的启蒙。
张晓22岁时
那个时候信息闭塞，对全国高校不了解，只知道本省的几所。西南民族学院（现在的西南民族大学）还是一位在省城工作的表哥告诉我的，我也就在高考志愿上填写了，后来就被录取了。西南民族学院位于成都，我去学校，需要乘坐汽车从雷山出发，到凯里市乘坐火车到省城贵阳，再转火车去成都。
到了学校，开学之前同学们先要打扫卫生，或许是我当过中学老师以及班主任的缘故，无意间会在打扫卫生的过程中发挥“指挥”的作用，被班主任观察到，她便指定我当生活委员。但是我却不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读书不仅不交学费，国家还提供伙食费，生活委员每个月要去领饭票发给同学们。我怕去领饭票，不知道去找哪个部门找谁。我们班的同学白云是班上高考成绩第一名，班主任让他担任学习委员。因为我不愿意做生活委员，班主任就让我和他对换，他就承担了这个工作，而且做得特别好，大家都亲切称呼他为“白委员长”，一直到现在见面也是如此。对我来说，感觉学习委员好像容易一点，也就是收作业然后在课堂上交给老师就行，我就答应了。
一个学期以后，班主任让全班同学投票选举班干部，我得到了最高票数，但是我不敢当班长，就当了副班长。后来我又当系学生会副主席，主席毕业前夕，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担任主席，我也是不敢。
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老师，都是“文革”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师，他们大多是中年人，教学水平很高，我们很幸运。我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记得教我们写作课的是周冠英老师，她让我们到十字路口观察上班高峰的自行车，也带我们到都江堰去考察，然后回来写作文。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周老师还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毛笔字。还有教我们语音课的冯杏实老师，她的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长得特别漂亮，也很有风度。还有祁和晖老师是很有名的女才子，瘦高的个子，很有个性，我算是她的“粉丝”，经常从她那里获得名言警句指导人生。还有何宁老师，他教文学史，特别严格，学生很难从他那里拿到好成绩，能够及格就很庆幸了……
张晓（前排左一）；冯杏实老师（前排左三）；周冠英老师（前排左四）；祁和晖老师（前排右四）
我基础差，读大学很吃力，因为没有读过高中，只读了“文革”中两年制初中，而且很多时间是外出搞生产劳动，课程中没有教过古文，也没有教外国文学，英语更是没有学过。虽然我读过师范，但是知识深度没有超过初中，只是扩宽了一些知识技能面，例如音乐课学了简谱，美术课学了素描，体育课学了体操，欠缺的知识到了大学才从头补课。关于英语，学校从外面请来一位中学英语老师，从许国璋的英语教材第一册教起，教了两年，后来就没有教了，因为我的同学大多都是读了高中，学过了。至于古文，同学们也比我有基础，只有外国文学我不知道他们的基础如何。
在大学里，除了学习其他课程以外，我的很多时间就是拿来背英语和背古文。因为记忆力差，背得很吃力，外国文学就只有用课余时间和假期来阅览。记得刚刚看外国文学，觉得很陌生，后来看多了就觉得特别好看，《悲惨世界》《红与黑》等等都是那个时期看的。当然也看中国文学，像《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等。
我记忆最生动的部分是我那些可爱的同学们，他们来自云贵川三省的各个民族。我们班50个人左右，女生有20位。在女同学里面我年龄最大，因此大家都叫我“张大姐”。学校里的男生和女生是在不同的大楼里，如果女同学需要去找男同学，一定要让我带着她们，否则不好意思，尽管这样“授受不亲”，我们班也结了三对伉俪。男同学有不会订被子的就叫我去帮他们订（那个时候没有被套，被子要用被面和被里来包裹棉絮，就需要缝合接口）。在课间的时候，我和班里的男孩子玩，好像我和他们是同性，没有年龄差异。我们班最顽皮的大概是蒋巨，他坐在我的后排，我经常被他捣乱。例如他把借来的学校图书，在图书馆印章上画上五官，然后在旁边写上“张晓也”；我坐在草坪上看书，他和其他同学会采来一些花插在我的头上（我穿着苗族服饰梳着发髻），然后再把我“押”到教室亮相。他曾经把一个石头偷偷塞进昆明女同学孙玉雪的行李包里，让行李包凭空重了很多等等。
穿苗族服饰的张晓（前排右三）
我最初来的时候，班主任把我安排和一位男同学同桌。这位同学叫张力，他不太愿意，就想把我气走，然后天天叫我“弯月亮”（我头上的苗族梳子是弯的），后来我和他关系很好。还有来自阿巴州的藏族同学李琳，有一段时间她负责给班上的同学取邮件。每次她取邮件回来，如果有我邮件的话，她会直面着我笑；如果没有我的邮件，她就把头扭开不理我，因为她知道我期盼家书，目光一直盯着她。
我们贵州的同学数量相对少，有7人，黔东南五位，贵阳一位，水城一位。万德金来自黔东南三穗县的一个乡村苗寨，进校的时候一小个，等毕业的时候他却长到了1米79，而且唱歌唱得好。毕业后第一次回学校，看见他在台上演唱，我激动得不行。现在他有三大爱好：跑马拉松、摄影和唱歌。他是多声部组合里面的男低音，经常参加各种活动演唱。说到万德金我又想起班上的同学汪鹏飞，他很喜欢演讲，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正好遇到女排五连冠，当时赛事解说员宋世雄非常有名，汪鹏飞大有宋世雄第二的感觉。现在他真的成了一位风度翩翩的著名主持人。
水城那位同学叫李冬梅，是班上女同学个子最高的。我们宿舍到教室有一段路程，我经常和她一起同行，她1米7，我1米5，身高反差很大。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很穷，我还穿着缝了补丁的裤子上学，而且“文革”遗风，女性也穿深色，没有色彩，更没有穿裙子。因为李冬梅的舅舅在上海，给她买了裙子，她就成了学校一幅亮丽的风景画。
张晓（左）和李冬梅（右）
有一位同学和我的关系很好，但是我却辜负了她，她叫张春平，现在四川省西昌市组织部工作。她比我小整整10岁，但是个头却很高。我们刚进校时，她来得比较晚，是她的姨妈陪她过来的。她们来的时候正巧只有我一个人在宿舍房间里，她的姨妈就拜托我以后多照顾她，我答应了。当时这种情况在我来看，就是一个客气话，但是在她们看来，就是一个承诺。此后我俩一起形影相随，时时刻刻都处在一起。后来因为一些原因，班主任安排我搬到隔壁的房间，我和春平分属于两个寝室，久而久之我们就疏远了。直到2001年6月1日母校五十周年校庆我们相遇，一见面她就哭了。她说当时她才十五六岁，我也只有二十五六岁，都还是孩子不懂。当时我搬去了另外一个寝室，她觉得是我违背了承诺所以不理我，其实只要我和她谈谈就好了。但是我并不知道情况，还以为她过得挺好。这件事情成了她的一个心理阴影，影响了她参加工作以后和人交际。没想到我的无知深深伤害了她，也真是难得春平对我这样真心，我却不知道珍惜！
我在大学有点“另类”，因为全校只有我一个人经常穿着苗族服装。我这样穿，如果非要分析一下原因，第一是因为家庭困难买不起时尚的衣服，就干脆更土一点；第二是因为我母亲实在太手巧，给我做了很多苗族服装，不穿就可惜了；第三是我的身材和脸型特别适合穿苗族衣服；第四是我觉得我代表着苗族女性在大学读书，我穿着苗装等于是要给自己一种警醒和监督。我这样穿着，贵州来的同学就很容易认识我，有一次我在体育场跑步，干训部的贵州同学就凭着我的装束来和我打招呼。我的穿着成为了我的一个标志，很多人不管认不认识我，就知道哪一个人是我。
真是光阴似箭，我大学毕业已经38年了，回想起来，大学生活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图片制作：张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