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身处政界，不妨把此书看作治黔史鉴；如果你是旅行者，此书可助你探究贵州文化的涓涓源流；如果你是思考者，此书将引发你对贵州的重新审视；如果你是贵州人，从书中可听到先辈筚路蓝缕创造高原文明的悠远足音。
——刘学洙
驿道交汇凸显贵州战略区位
古书称之为“西南之奥区”的今贵州这块疆土，地处我国西南腹地，“不内不边”，近内地而临边疆。其地缘空间决定了它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处于远离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主流圈的边缘化冷角地位。这是贵州2000多年来社会发展滞后的大背景。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王朝权力中心并不能如同近现代那样，依靠发达的交通条件及其他现代手段对全国施行具有现代意义的严密统治。中央政权对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偏远地区的控制能力是相当有限的，而且随着与王权政治中心距离的增远而不断减弱。中国古代把中心王畿之外的地方，以500里为率，视距离远近分为五等，称为“五服”。其名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古称贵州“远在要荒”，就是说它属于距离王朝中央最边远的要服与荒服这种地方。历来中央王朝对贵州这样的“要荒”之区，只能维系羁縻关系。“羁”，即马络头；“縻”，即牛鼻子牵绳。它意味着实行一种“不即不离”的松散统治关系。加上贵州高山阻隔，局促一隅，历史上社会经济处在低水平上的自给自足穷窘状况，国家既无力经营贵州，也无所需求于贵州，因而也不重视贵州。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大格局下，贵州的开发与发展，不得不长期游离于国家行为大棋盘之外，主要靠本土内部自我生存、自我发展，是一种封闭状态。边缘化是贵州的历史宿命，也是贵州落后的历史原因。
这种状况，到了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元朝的建立，使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大一统时期，也使贵州进入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阶段。元代武功极盛，天下一统，幅员广大。在对外扩张的同时，目光也注视到西南。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元代首先重视发展联结全国的交通网。元代大兴“站赤”，“站赤”为蒙古语音译，就是古代驿道。元代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设“站赤”1500余处，建成星罗棋布、脉络相通、遍布全国而达边疆的发达交通网。今贵州之地，元代分属于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当时在以上三省共建立“站赤”400余处。“站赤”与通常的道路性质不同，它是由官府直接经管的庞大的水陆交通系统，兼有军事、政治、交通、邮传、接待、商旅等多种功能。今贵州之地，处于湖广、四川、云南三省的毗连要冲，沟通西南的几条重要驿道，都要经过贵州，而且在贵州（今贵阳）交汇，这就使贵州的战略地位凸显起来。
元代有四条省际驿道干线经过今贵州之境。一是由湖广经今贵阳抵达云南的主干道；二是由重庆经播州（今遵义）到贵州（今贵阳）的“川黔驿道”；三是由贵州南行西达广西的“黔桂驿道”；四是由四川永宁（今叙永）经乌撒（今威宁）而至云南曲靖的“川黔滇驿道”。这样一来，今贵阳这个地方便成为东进西出、南来北往的交通要冲。而且由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一条国际通道，到达滇西之后，有路通往缅国（今缅甸）和八百媳妇（今泰国清迈、清莱）一带。所以，至今镇远祝圣桥上的魁星阁前还悬挂一副楹联：“招净玉溪烟，汉使浮槎撑斗出。辟开重驿路，缅人骑象过桥来。”这就是说，这条驿道，可使贵州与中原和长江流域联系起来，还是与东南亚相连的中外文化通道。
古今中外，一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经略大布局，交通先行是普遍现象。元代武功极盛，对内也强化大一统统治，“站赤”之大兴于西南和贵州，正反映出贵州在中央王朝的战略地位提升。贵州一跃而为西南军事重镇，三省交通要冲。这样，元朝才在今贵阳建立顺元城，标志着贵州这个西南重镇归顺元朝。到了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设立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直接控制顺元（今黔中地区）和八番（今惠水、广顺一带），而且也节制今黔西北、黔东北、黔东、黔北几个地区的土司。贵州这块西南要冲，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地方行政区划与政府，已是大势所趋。
所以，贵州建省虽在明初，而元代开拓西南边疆，正是前奏。历史告诉我们，贵州的发展离不开全国战略需要。贵州历史上几次发展机会，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因不同历史时期中央王朝出于全局战略考虑，不同程度地顾及贵州的开发。汉武帝为什么要修南夷路入黔？主要是为制服南越，想从夜郎迂回奇袭孤悬南海之滨的南越。南宋为什么在贵州发展马市？是出于对付北方游牧民族军事力量的需要。贵州建省也证明了这一共同点，建省不是贵州提出的，更不是“跑‘部’前进”跑来的。历史机遇不到，“等靠要”，也无能为力。一旦新的战略格局形成，贵州的长足发展之势就不可阻挡。所以，认清大势，善抓机遇，把自身的发展命运与前途和全国紧紧相连，找准自己的位置，奋发有为，这是贵州开发的历史经验。
·人物名片·
刘学洙，贵州文史研究馆馆员。1929年6月出生在福建福州，1946年随母到贵阳，先后任贵州日报社总编辑、社长。在他从事新闻工作的35年间，写过大量的评论、消息、通讯、散文，是贵州知名的“笔杆子”。在他主笔的8年里，用报纸记录了贵州改革开放最为精彩的一段历史。著有《贵州开发史话》《凝望山之脊》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