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多数人了解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是从一件青铜鼎开始的。商代镇国之宝“司母戊鼎”，现已改名“后母戊鼎”，很早就选登上了初中一年级的历史课本。这件国之重器为方形，重达八百多公斤，下有四足，是王朝和皇权的象征。但其实大多数鼎原本只是普通的烹饪之器，类似于锅，最早只是寻常人家的炊具，为圆形而不是方形，下有三足，因此我们通常说“三足鼎立”，而不说“四足鼎立”。这个说法最早也不是来源三国的魏蜀吴，最早是说曾受胯下之辱的韩信。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载，秦末辩才蒯通劝说拥兵自重的韩信，自立齐王，与难分伯仲的刘邦和项羽“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贵州兴仁交乐6号汉墓曾经出土一件器物，非常像一件铜釜。圆形，盘口，沿口向内倾斜，外立高沿。外口径20.5厘米，内口径13.5厘米。束矮颈，垂鼓腹，器腹上部对称铸贴对称小环耳，器腹中部饰凸弦纹二周。残高16厘米。只看其外观，很难和古代铜鼎联系在一起。此器平底的下部，原有三足，均残损缺失。但三足的铸造痕迹依稀可辨，现还存有其中一足的根部。将器物进行线描，用虚线将足部还原，明显可以看出，这是一件盘口青铜鼎，属于秦汉时期越式青铜鼎的一种。

盘口越式青铜鼎（三足残） 兴仁交乐6号汉墓出土

盘口越式青铜鼎线描图 兴仁交乐6号汉墓出土

何谓“越式鼎”，即在我国南方地区出现的一种形制比较独特的铜鼎。这种鼎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有三条相对比较细的足，多为棱锥状和兽蹄柱状，并且这些足普遍呈外撇状态。这些鼎被大量发现在古代越族的墓葬中，也就是南方的百越地区，故称“越式鼎”。根据吉林大学周冰《越式青铜鼎研究》一文，越式鼎主要分为有盖、无盖和盘口三大类，兴仁交乐6号墓出土的这件，就属于典型的盘口越式鼎。器型与之比较接近的，是1976年广西贵港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盘口鼎，只是此鼎的双耳是半环形，上饰辫索纹，附在鼎口立沿外侧。兴仁交乐出土这件，则是铸造在器腹的肩部。

盘口越式青铜鼎 广西贵港罗泊湾1号墓出土

2018年，黔西南州博物馆在安龙县南盘江流域也征集到一件越式鼎，属典型的有盖类。这件铜鼎高15厘米，宽15.4厘米，半球形腹，腹肩部附铜鼎典型的长方形耳，方耳向内略倾斜。耳下方饰凸弦纹一周。圜底附三足，足外侧棱线较为模糊，微外撇。鼎盖为外插式，盖顶铸一实心钮，这件铜鼎的器壁非常薄，有明显残损的裂痕。此器与1974年广西平乐县银山岭22号墓出土的铜盖鼎器型一致，尺寸大小也相当，只是银山岭出土的腹部饰有两周凸弦纹，而安龙发现的这件仅为一周。此外，银山岭出土的越式鼎在盖面和附耳，均铸刻有夔纹，安龙这件则素面无纹饰。

越式青铜盖鼎 安龙县南盘江流域征集

越式青铜盖鼎 广西平乐县银山岭22号墓出土

贵州最珍贵的一件越式鼎出现在黔北遵义，1984年务川大坪汉墓出土，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该鼎的主体与多数越式盖鼎器型无异，半球形腹，三蹄足外撇，通高28.5厘米，口径17厘米，腹径19厘米。鼎盖外插，盖顶饰两圈凸弦纹，圆心铸环钮，可提拉。钮座铸汉代经典的对称四瓣柿蒂纹。越式盖鼎器盖外插这一特征也比较重要，因为器盖如果是内插式，容易与南方地区出土的一种三足青铜小壶混淆。此外，器腹饰有三周凸弦纹，弦纹上方，附长方形双耳，耳长5.5厘米。最特别之处，是附耳上方系有环钮活链，与扁片状两端龙首形的提梁相结。纵观越式鼎出土最集中的湖南湘江流域、珠江流域的两广和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这种带有提梁的越式鼎也非常罕见。广西恭城县加会乡秧家村曾出土一件，器内底铸铭“告”字，因此也称“告”铭提梁铜鼎。但其提梁十分简单，没有连续的环钮活链，就是单纯的一根半环扁柱状铜质提梁。

越式提梁青铜盖鼎 务川大坪汉墓出土

越式提梁青铜鼎 广西恭城县加会乡秧家村出土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研究越式鼎的文章中，几乎没有提到贵州，但贵州确实有少量越式鼎的出土和发现。个人总体感觉，贵州越式鼎多多少少有一些南面广西同类型器物的影子。换句话说，就是骆越文化对贵州汉文化的影响。只不过从出土数量分析，这种影响似乎比较轻微。同时，贵州出土的这几件越式鼎，也不乏有一些细微个性的特征，如三足的比例相对要矮短一些。又如务川大坪越式盖鼎上使用的活链式龙首提梁，这种提梁经常在青铜壶上使用，而鲜见于鼎。再如兴仁交乐盘口越式鼎的环耳，非常小，铸造在器腹的肩部位置。不像多数盘口越式鼎的双耳，不仅相对比较大，而且是铸造在盘口的立沿两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