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戴明贤，贵州安顺人，一九三五年生。一九五六年起先后做过内刊编辑、电台编辑、中学教师、剧团编剧、文学月刊编辑和文学、书法创作。出版作品《戴明贤贵州系列》《适斋小品》《适斋杂写》；散文集《残荷》《采蕨集》《掬艺录》《石城引》《艺坛耆旧》，小说《岔河涨水》《花溅泪》《九疑烟尘》《走进云里去》；书法《黑白记》《自适其适》《戴明贤书印集》等；戏剧影视《毕升》《双婚疑案》《燕楼惊豹》《水寨龙珠》等。是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国务院特殊津贴领取者。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贵阳市文联副主席、贵阳书画院院长、《花溪》文学月刊副主编及省、市政协委员等职务。

戴明贤先生作为书写贵州的代表人物，他的乡土书系已为广大读者广泛阅读和喜爱，先生涉猎庞杂，著述丰富，作为和先生认识三十余年的晚辈，从个人的角度求教提问，也仅能从一个侧面走近戴明贤先生。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父母下放的贵州农村度过的，在我心里，那片土地贫瘠而丰饶，平静而充盈着诗意。但离开多年再去，物事皆非，这是让我黯然神伤的一件事。让我感到不解的是，您对您的故乡安顺似乎永远有激情，每每听到您又去安顺了，我就想，面对日渐消逝的旧迹，面对那些粗放的改变，您没有失落吗？您还找得到您笔下的、梦中的安顺吗？如果有失落，您怎样去化解它，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我们怎样安放我们的乡愁？

“乡愁”本是一个文学性很强的词。忽然间一夜走红，在政治语境内广泛使用，并且就有朋友接踵下问，使我感到困惑为难。记得你为文史馆的《山骨》杂志作采访时我们谈过这个问题，当时对你的回答是说：越想越觉得复杂，很难说得透彻，但还是根据当时的见解说了一通。最近应约写一篇《文化安顺．二O一九年精选本》序，再次接触到这个问题，似乎说得要细一点，摘录一段作回答：

见钱理群先生《我的安顺乡愁》文，提及我的《答〈山骨〉问》这篇肤浅的急就章，不禁惶愧。当时见“乡愁”这个文学名词忽然大量出现在政治语境中，颇觉困惑，很快又有开发景区者来垂询如何操作，我当然无能授之以渔。不久《山骨》也以此询问，我就做了些思考。主要是以鲁迅命名的“乡土文学”作为供解剖的麻雀。思考后得出个定义：乡愁的本意是隔着空间和时间的距离回忆故乡人事而产生的眷恋情绪，而将故乡引申为一种文化、一段生活、一个人物等等，就是广义的乡愁（即也曾流行一时的“精神家园”）。

乡愁应属审美情感，时间和空间两个距离是必要的酿造材料。思念是因为失去。抒写乡愁的名篇，从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到鲁迅《社戏》、周作人《白木船》、沈从文《边城》、萧红《呼兰河传》，余光中《乡愁》诗；乃至当代的《一个人的村庄》（刘亮程）、《我的阿勤泰》，都是例证。乡愁文字都带着挽歌的气息，带着稍纵即逝的晚霞色谱。

乡愁是人类普遍的情感。普希金说：“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福斯特上大学因怀乡而辍学回家，以白人而替黑人乡愁，写了《老黑奴》等脍炙人口的黑人乡愁歌曲传唱至今。董桥《乡愁的理念》自序说：“‘乡愁’‘理念’‘感情’始终不脱中国人的心态，未必染上什么民族情，也许只是异乡人江山之梦的神话：寻寻觅觅之间，确有几分难平之意，恰似舒曼《童年即景》中的那一阕‘梦’，满是天涯情味，越去越远越牵挂。”乡愁文字还会源源不断出现，并经受时间汰选而留下精品。依此观点，《文化安顺》正是一个寄托乡愁的窗口：时间的审美距离漫长而富弹性；空间的距离呢，这块土地虽仍在脚下却已陌生化为全新模样，足以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客体，空间的审美距离就在其中。

政治语境中的乡愁含义也已日趋明朗，指的是大力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环境，不让水泥森林全面取代天然森林、音乐喷泉兼并小桥流水。留的是“人”对“天”的乡愁。这当然善莫大焉！而且也出现了喜人的面貌。驱车高速公路上，四望山峦尽皆青葱苍郁，相看两不厌，生态公园春笋竞发，城市周边乡镇整洁，视频中出现的大面积森林恢复、湿地水禽来归、沙漠石漠治理等壮观图景更令人心旷神怡。

生活的洪流奔腾向前，又时时浮出难解的新课题。文学和生活两个语境的乡愁之交集就是一例。画家曹琼德对我讲过他的一次经历：在岜沙苗寨（他是最早发现岜沙的艺术家之一），群山环抱，村舍错落，令他如醉如痴，向陪同的村长建议，这幅天开画境太美，要保持原貌，一间房子都不要改造。这话旁边一个放牛老汉不爱听了，冷冷地说：“对嘛！我们该一辈子住茅草房，留起等你们城市人来看。”生活与审美发生碰撞的这个生动活例，对我触动很大。审美追求是需要的，生活改善是必须的，兼顾当然最好，但鱼与熊掌并非总能双得。我也曾经对虽整洁舒适但单调划一的新村布局啧有烦言，但看到华严洞前面和漩塘旁边近年村民随意修建的村街，其丑陋杂乱令我吃惊。两者相比较，又宁取前者了。不可否认我们曾经轻率地毁掉了许多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一切改变。要具体到个案来判别是非得失，例如古建筑，其造型、规模和寿命都受制于材料。欧洲众多的古堡宫殿、法国巴黎圣母院、印度泰姬陵、柬埔寨吴哥窟，越南的竹楼、非洲的草庐，其理不言自明。中国石塔形式多样，寿命也很长；楼阁馆所以木材为主，建宫殿只能形制大同小异，也都容易失火，都须年年维修。艳称百代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不知已是多少次毁坏又重建，大多数名胜古迹里的碑文都是记的重修情况，而且也都不是复其原貌。《岳阳楼记》说得明白：“增其旧制”。中国名胜古迹多靠诗文得以不断死而复生。山水给诗人以灵感，诗人给山水以灵魂，给名胜古迹以凤凰涅槃的神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所以我觉得对任何事物的演变破立，一要以历史观点认知变化不居的客观规律；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应绝对化，非白即黑，一竿打一串。

我回安顺回不厌，有特定的原因。首先，那里有一群投契合心的乡亲好友，每次去都热闹好玩。其次是我老家所在的那一片街区还幸运地保持着大体的旧貌，集中了几样有特色的小吃。所以每回都是近午抵达，以小吃为午餐，找地方喝茶聊天，选一家比较地道的安顺菜馆吃晚饭，入夜才依依握别，打道回筑。我亲家公说和我一起去安顺有吃的、有看的、有听的。好些朋友叮嘱我：去安顺记着叫上他。亲友称我回安顺为“充电”，换了你，也会乐此不疲的。

还在读大学时，我就读到了您的散文集《残荷》，自然而然地，我被里面的乡村老农、蕨、刺藜、乌蒙杜鹃等人与物深深感动了，我从这些再熟悉不过的“贵州元素”中感受到了平凡生活里的暖意和亮色。您心中贵州人的精神特质是什么？

我内心有很固执的平民情结。其根源一是小时候父母亲友的言传身教；一是俄罗斯文学以及狄更斯等作家的人道主义影响。避远权势，偏爱卑微而自重的劳动者，尊重他们佶倨而清洁的生活（我在乌蒙山区生活几年，见过不少这样的山民和他们的生存方式）。我相信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观点：“劳动中的人最美”。有一年去黔东南，汽车经过一个侗寨，从车窗见一个侗族女孩挑着装得满满的高挑走在小路上，女翻译安妮目送着说：“走得太好看了！”那纯出于自然的袅袅娜娜真比舞蹈演员还美。

我曾经着意思考贵州人的“山民性格”，归结为一个“犟”字。表现为优点是刚直、质朴、坚忍；表现为缺点是固执、褊狭、粗放，这些缺点是地缘劣势的历史产物。明之杨龙友、清之李端棻、民初之姚茫父、革命者之王若飞等贵州乡贤，走向全国，就成为杰出之士。随着山门打开，视野拓展，与外界交流增多，缺点在渐渐淡出，而优点日益发挥正能量。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旅游者感觉贵州人好客、豪爽、质朴，就是实例。

贵州是个移民之州，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外乡人”爱上了她，构建这片土地历史文化体系的自觉也在日渐巩固，在钱理群先生和您等一些先生的倡议和主持下，贵州文史研究馆启动了“发展视野中的贵州城市纪录系列丛书”《安顺城记》的编撰工作。能谈谈当代人写史的意义吗？

历史是一种时间的积淀物。时间无始无终，历史无史无终，学人对历史的书写也是一种无始无终的积淀。一方面，今天不停地变成昨天，历史不停地增添新页新章；另一方面，后人通过典籍研究、实物考证和地下开掘等手段，使前人的历史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延长和深化。中国自古重视历史记载，自商周至明清一直设史官专司其职，并形成“史志互补”的系统：国史记载国家层面的事件和人物，方志记载地方的事件和人。这条延续不断、吐故纳新的史学之流从未间断，而以个人经历见闻为内容的历代笔记作品如《帝京景物略》《陶庵梦忆》等，多到汗牛充栋，更是史志官书的重要补充。这是中华文化独有的无比珍贵的宝藏。今人既有优良传统的陶冶，又受他山之石的攻砺，形成既继承又发展的现代史观。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当代史（不同于传统的新朝写旧朝）；一是重视小人物的个人史（不同于传统唯帝王将相巨绅名流才有资格树碑立传），对于宏大叙事的正史传统具有补缺捡漏甚至存真纠伪的作用。我非常赞同和支持这个领域内各种工程的进行，比如我参加了一些工作的《安顺城记》。单说民族和人物部分，就极大地突破了旧史志的局限和偏狭，我阅读书稿大有耳目一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快感。

撰文：陈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