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80多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越来越显示其伟大历史意义。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主编胡绳指出的那样：“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在当时，人们还只认识到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改变了红军在军事上处于被动、危急的局面，在事实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后来的历史证明，遵义会议不只是军事路线和领导的改变，而且改变了政治路线，展开了新局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后再来看，遵义会议的意义可大了。没有遵义会议，很难设想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和军队的力量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很难设想能这么快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在遵义会议召开14年后，中国革命就取得了胜利，这是事前不能设想的。现在回顾起来，是遵义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定基础。”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而建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1951年7月开始筹备，1955年1月开放。70多年以来，遵义会议纪念体系不断完善，现含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陈列馆、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住址、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等十个纪念场馆。
今天，馆长带你来了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遵义会议会址及相关情况。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遵义红花岗老城子尹路东侧96号。原为黔军师长柏辉章的私宅，首先印入人们眼帘的是门楼上的大匾。这块大匾上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金色大字是毛泽东的手书。在诸多革命旧址中，能获得毛泽东题写址名殊荣的，遵义会议会址是唯一的一处。1964年，遵义会议会址进行大维修时，省、地有关领导检查维修工程，议论到会址维修好后，如能有毛泽东主席的题额，那就更完美了，当即责成有关部门写报告向中央请示。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接到贵州省委办公厅的报告后，立即转呈毛主席。11月的一天，毛主席愉快地挥毫写下“遵义会议会址”这六个大字。遵义会议纪念馆按毛主席手书六字放大，用优质木料精工制成大匾。1964年底，会址大维修工程结束后，这块大匾即至今高悬在会址大门上。
会址整个建筑分主楼和跨院两大部分。主楼坐北朝南呈曲尺形，为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一楼一底，楼上楼下各六间呈曲尺形。青砖间用白石灰勾缝，歇山式屋顶覆盖着小青瓦。屋顶上的“老虎窗”，给这幢楼房增加颇多气势。楼层四周的回廊在明间处截止，堂屋保留了我国古代建筑“彻上明造”的结构风格：每根檐柱顶饰着垩土堆塑的青菜图案；整幢楼房的檐下柱间有10个券拱支撑；底层也有走廊，东西两端各有一转角楼梯，外面还加有一道木栅栏，显得门禁森严，大家气派，更显修建这幢楼房之能工巧匠的智慧。
主楼门窗均涂饰板栗色。楼上为梭窗，楼下为对开窗，镶嵌着彩色玻璃，窗外层还加有板扇。楼内各房间都设有壁橱。
整个主楼面阔25.75米，进深16.95米，通高12米；占地面积528平方米。
进入会址大门，穿越过厅，迎面是一座造型别致的砖砌山水花鸟牌坊，牌坊顶额外用彩色碎瓷片镶嵌着“慰庐”二字，背面嵌的是“慎笃”。经过牌坊，是一个小天井，原来地面是用石板铺就成“十”字形的小路，直走去厢房，往北进主楼，向南到柏家旧宅。石板小路周围种植着树木和各种花卉。
1935年1月初，红军渡过乌江即将占领遵义的前夕，柏家闻风而逃，整幢房子成了空楼。红军进城后，设营队看中这里房间宽大、集中，便于警卫，就把总司令部机关设在这里。总部首长和前来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部分军团长、政委也住在这幢楼里。
跨过高高的门槛，就是主楼房的堂屋，根据时任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提供的情况，于1982年复原陈列的。遵义会议期间，他和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就住在这里。
彭德怀、杨尚昆住室的隔壁是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和五军团政委李卓然的住室。他们在接到中央以周恩来的名义发出的电报通知后，于1935年1月14日从团溪赶到遵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这份电报的全文是：“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
经过堂屋左侧房间，走上窄窄的转角楼梯，便到了周恩来的住室。
周恩来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军委作副报告。在报告中，他明确承认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且主动承担了责任，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批评了秦邦宪、李德所提倡的“短促突击”和同强大敌人硬拼消耗的错误。他讲了以后，情况一下子就变了。
周恩来的态度，对扭转遵义会议形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英国作家韩素音曾经写道，周坦率地告诉同志们，毛“观点正确，我们应当听他的。”毛泽东后来也说：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周恩来作报告时，李德听得很专注，他后来在《中国纪事》中写道：“秦邦宪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秦邦宪和我划清了界限。”
沿着主楼南边的走廊向东，便到了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场。会议室呈长方形，面积27平方米。室内保留着当年挂在东墙上的壁钟和一张褐色长方桌，桌子四周围着20张木架藤条折叠靠背椅。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副主任、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中央纵队秘书长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他的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了三天作出了四项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议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毛泽东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从会议室东门出来，经过一小段走廊，便是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的住室，朱德和康克清在这里住了十天左右。一向宽厚待人的朱德，在遵义会议上却声色俱厉地指着李德的鼻子批判错误的军事指挥，最后他表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朱德的严正态度，震动了与会的军团长和政治委员们，他们深知，一贯服从党指挥的红军总司令，这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说出了这样一言九鼎的话。历史实践说明，朱德凭着其在党和红军中的突出地位和巨大威望，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表明的态度，为解决党内极其复杂的矛盾，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了其他同志不可替代的作用。
朱德住室的隔壁是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住室。刘伯承以红军总参谋长身份出席了遵义会议。在会上，刘伯承支持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的发言，拥护中央的决定。
沿着东边的转角楼梯下来，便到了会址大楼的东厢房，这里是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室，由两间长方形房间组成，中间原有一道可折叠的六合门；正中放置两张黑漆木方桌，桌上放着铁座马灯、订书机等办公用品；东窗下有两张三抽桌，桌上放着几部皮包手摇电话机，桌下立着几个电线拐子，西窗下是一对铁皮公文箱，南壁上挂着一幅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的军用地图，图上用红、蓝色三角小旗，标志着遵义会议期间敌我双方态势。可以清楚地看出1935年1月，红军仍处于国民党军的层层包围之中，如何摆脱国民党军新的“围剿”，是摆在党和红军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问题。当年，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和彭雪枫等，经常在这里研究、部署和指挥前线野战军的行动。作战室是会址较早复原展出的部分之一。
作战室的对面，是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局）局长彭雪枫的住室，室内陈设简朴，仅置放着房主家的一张宽大木板床。
彭雪枫住室隔壁是一局几位年轻参谋的住室，他们是孔石泉、黄鹄显、吕黎平、罗舜初、曾美、王辉、黄功友、谢汉初。他们在总部首长直接领导下，及时搜集敌、友、我三方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提出建议，记录首长的意图决心，拟写出作战文书，一切战事来往文件、电报等也由值班参谋承上启下。作战参谋是党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长实施军事指挥与处理各项工作必不可少的助手。
会址大楼南面，原是军阀柏辉章家的旧宅，这里是一个自成格局的砖木结构平房七间的小院，环境幽静。红军进驻遵义后，总司令部一局机要科驻于此。
从小院东门出来，原是柏家的一口长方形水井。当年红军总部首长和工作人员的生活用水，也都从这井中汲取。
老井旁边，紧挨着会址东侧是一幢一间两层楼房，楼下是红军总部作战局伙食单位的厨房和用餐的地方，楼上住着警卫班的同志。
会址东侧有一棵大槐树，上世纪30年代时仅碗口粗，经过80年的沧桑，如今已高达30余米，长得枝繁叶茂，在所有有关会址图片、电视镜头或美术作品中，都可看到会址旁的这株大槐树。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参观。在二楼走廊，纪念馆馆长指着楼旁一棵枝繁叶茂的槐树告诉总书记，这棵树遵义会议时就有了，当年是一棵小槐树，现在已经长成大槐树了。总书记微笑着点点头。
遵义会议彪炳史册光耀千秋，遵义会议会址已成为辉耀日月的历史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