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动静记者第一次在庭审门口看到那么多被拐家庭，今天（11月28日）上午，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二审休庭，将择期宣判。

在二审庭审开庭前，门前已经聚集了数十个被拐家庭。每一张寻人启事的字板后，都是一个痛苦的家庭，受害人向媒体诉说着自己被拐卖孩子的情况，希望用最短时间描述清楚孩子的情况，通过媒体以及自媒体的传播，最终寻到亲人。

“我们不会给宝贝增加任何负担，我只是想在有生之年看到我的心头肉，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就行。” 一位来自遵义的母亲说，“我只有西藏和内蒙没有去，好多省我都去找过了，只希望余生能够见到我的宝贝就行，我真的找得太累了”。

人群中还有一个满头白发母亲也在找寻自己的孩子，已经找了31年，“儿子是1978年出生，14岁那年被熟人从贵阳带到广州后失踪，到今年他应该已经45岁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位母亲想对儿子说：“我不希望你来给我养老，我只想见你一面，只想知道儿子你在什么地方。”

庭审现场，余华英对一审认定其拐卖儿童十一名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当庭认罪，提出了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其辩护人提出余华英有坦白情节，认为量刑过重，建议从轻处罚。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上诉人（余华英）主观恶性极深。一是本案案发时间是上世纪90年代，正值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余华英原本在一家面馆打工，本可以靠诚实劳动改变生活。她产下一名男婴后，通过中介把男婴送养他人，获得授权人报酬，尝到了所谓的甜头，于是就打起了拐卖儿童非法敛财的邪恶念头，走上了违法犯罪的不归路。二是犯罪对象多是弱势群体，余华英长期在贵州省、重庆市等地流窜，把犯罪目标瞄准那些忙于生计的环卫工人，以收废品为生的家庭，通过接近他们，伺机作案。

另外，做案手法细分性极强。余华英通过蹲点寻找伙伴对象，采取买零食、水果等诱骗手段，将孩童拐走，得手后往往不收拾行李，就迅速跑路，刻意制造假象，拖延暴露时间，作案时还带着自己年幼的女儿，利用其女儿与被害人玩耍熟悉，从而将被害人拐走，足见其险恶用心。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余华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当天出庭的受害者李素燕（原名杨妞花）说，自己在被余华英拐卖后，爸爸成了酒疯子，妈妈成了神经病，因为自责、痛苦，父母相继在自己被拐卖后两三年内去世。

面对法院外围满的记者，李素燕（原名杨妞花）表示，余华英在法庭上辩护称，自己当年太年轻，是因为经济紧张才不小心走错了路，对此，杨妞花并不认可：“你经济紧张，可是你造成了我们家家破人亡，我告诉她，我的妈妈32岁就已经躺在了坟里，她不年轻吗？”李素燕希望法院能够尊重检察院提起的建议量刑，驳回上诉，维持死刑的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