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甄陶执掌贵山书院之前，“贵山三先生”之一，贵州安平（今平坝区）陈法从乾隆十七年( 1751)到三十一年（1766）主贵山书院讲席15年之久。陈法（1692-1766），字世垂，一字圣泉，晚号定斋。清代乾隆年间著名学者、治水专家。
陈法
陈法曾经写过一篇《黔论》，其中写道：他认为贵州人有“五病”，即“曰陋、曰隘、曰傲、曰暗，曰呆。闻见不广，陋也；局量偏浅，隘也；任性使气，傲也；不通世务，暗也；不合适宜，呆也。”接着他又说“而为呆则宜宝之，不可易以巧滑也”。贵州人的“呆”，可是要好好珍惜，“若夫呆者，朴实而不知变诈，谨伤而不敢诡随。此黔人本色，天真之可保守而不失，以之任事，则实心可取，以之事上，则直道犹存”。陈法就是这样的“呆者”。
康熙五十二年（1713）陈法中进士，入翰林院。雍正初年，诏举翰林才堪部务者，当时有一权臣看中了陈法，提出只要陈法“馆其家”，就可“立得显宦” 。而陈法认为此人不可倚仗，便推却并告假回乡。后来此人果然事败。他在任直隶顺德（今河北邢台）知府时，康熙谕令“各省府州县，应令多设义学。延请名师，聚集孤寒生童，励志读书”。当时，在朝廷倡导下，义学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康熙、雍正年间，又多次下诏，令贵州、云南、广西、四川等边远地区设置义学。其下属唐山县拆毁寺观，改设义学，凡数十处。此举受到当地僧众抵制，说是毁神灭道。闹得知县赵杲引咎辞职，陈法作为上司，并未受到牵连，但他却毅然引疾辞官返里。在翰林院时，与孙嘉淦、李元直、谢济世相交，时称四君子。有种说法是与孙嘉淦、李元直被称为“三异人”，还有说法是与孙嘉淦、谢济世“志相得也”。不管哪种说法，都是有孙嘉淦，而且孙嘉淦还荐举陈法出任山东登州府。但当孙嘉淦在审理满御史仓德所劾谢济世案时，“稍稍袒巡抚许容，归京师，过陈公，公谢不见”。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三笔》中感叹：“陈公操行贞坦，出处光明，不忝为洛闽之学（即程朱理学）”。乾隆十年（1745）六月，黄淮决口，沿河州县被淹。白钟山为东河总督，陈法为淮扬海道，共事治理决口。次年白钟山被弹劾，罢官入狱，旨令其赔补治河所耗工价。陈法虽然也曾参与治河，但此事并没有涉及他；何况他已于年前调任大名道。而陈法却呈文自行引咎，说“是本道亦在失察，若止将总河议处, 本道以调任幸免 , 清夜难安, 伏乞一并议处”。还替白钟山说话，说负责治河既危险又艰苦，所得养廉银还不及督抚的一半。现在出了事，你罢官也好，议处也可以，但是还要赔补治河工价，叫今后任事者怎么办？这个上奏的结果是陈法发配内蒙。其实乾隆内心也觉得处理得过重，他在乾隆十六年（1751）辩解说：“或疑稍有过当。朕亦惟有立法示惩，防微杜渐”。
清代巡河图
陈法在事上、品性、为人方面“质直而好义，严毅而有守”，确乎可以称为“呆者”。而在处理政务上，他“不务虚名，以养民为实政”，实实在在干出了一番成绩。在顺德任上，他设立乡长保甲之法。被认为“得古今繁简之宜，民不扰而户口自清”。乾隆将此事记在心里。八年（1743）“是时，庐凤数遭水旱，户口混淆”。乾隆谕旨：“闻山东运河道陈法前任直隶知府时，经理有方，不致扰累而能得烟户（即户口）之实数”。所以乾隆将陈法调补庐凤道，“令其董率属员。将烟户册籍加意料理。尹继善并留心指教之，若行之果有成效，将来各处便可仿行，于地方自有裨益。”在任山东运河道、江南庐凤道 、淮扬海道时，与黄河、淮河以及运河打交道，他悉心研究治河方略，总结了历代治河经验，以亲身体验在乾隆十年(1745)著成《河干问答》一书。《四库提要》述“此书先论南徙与二渎交流之害；次论河不能分与分黄导淮之难，并论河决之由，补偏救弊不易；继而论河道变通其利二十二、运道变通其说三；复论漕运调剂之宜；终之以辨惑论。其载记由汉至清各类河论，精华荟萃，渊博详明，诚为可取。”《水利百科》高度评价此书，说《河干问答》是清代治河中非主流派的著名代表作，“书中对黄河夺淮之害有深刻论述，并提出了黄淮分流、黄河改道山东大清河入海等主张;反对潘季驯、靳辅等人的‘黄淮合流’‘筑堤束水’和‘蓄清刷黄’说，并首先提出‘沙见清水而沉’的论点，对黄河高浓度含沙水流特性有独创性认识”。他提出的改漕运为海运的建议，到光绪年间也得到实施。乾隆十一年（1745），被发配到内蒙戍守十六军台，条件极为艰苦，他处之泰然，军台土屋落成，赋诗“客至休嫌屋打头，拮据厦屋等绸缪。材从雪窖枯余得，土是龙堆劫后留”。见当地无水井，“民取水于百数十里外”，陈法亲自踏勘，“指地凿井，得泉甚甘，远近赖之”，百姓取名“陈公井”。
《河干问答》
乾隆十四年（1748）陈法遇赦归里。乾隆十七年( 1751)，贵州通省清军粮驿道朱近堂（山东省平阴人），在陈法任淮阳海道时，曾任运使，相处甚好，便邀陈法主贵山书院讲席。陈法潜心教学，亲手制订《贵山书院学规》和《贵山书院学约》，包括宗旨、原则，为学、考查、奖惩等，使书院的教学活动，纳入了规范管理，走上了正轨。他将乾隆十七、十八年（1752、1753）两年束修凡二百金，“遂付质库，取其息以为书院公费”；据《安平县志》载，他还将“十年所得修脯，一无所取，为置书院膏火，数遣人往京师购置内版书贮院中”。他提出“治学不可羁于科举”，“为学须当先明义理”，“所谓义理者，非元妙也，只日用事物当行之理耳”“读书应循序而有常致”，为学“要先去利禄之见”，“学有根柢，则文为有用”，“其学也为已，其仕也为人 ”，至今仍然具有一定启发作用和参考价值。作《醒心集》《敬和堂文稿》，将程朱理学贯彻到讲学活动之中。所著《明辨录》为清代重要的理学著作之一。他以程朱理学为宗，明辩程朱、陆王之异，认为陆王之学“实类禅宗”，实质上是对阳明心学末流的“狂禅”和“空疏”的批判。
清代是易学研究大发展时期，乾嘉时是汉易复兴与汉易重建期，以考据学、训诂学为特征的汉易逐渐代替宋易，尤其是重视实据，考订文字，对《周易》经传文字注释、考据、辑录和校雠，成就斐然。“贵山三先生”在易学研究方面同样有不凡的成果。张甄陶著有《周易传义拾遗》，艾茂著有《易经入道集义》。陈法戍军台，“以四骆驼负书数万卷，赴第十六台，日著书，居二年，成《易笺》八卷”，被称为“是继王夫之《周易外传》之后又一部有影响的易学著作，亦是我省唯一入选《四库全书》的学术专著，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张日晸说陈法：“著述甚富，尤邃于‘易’，用力最勤”。陈法一生著作确丰，其他还著有《塞外纪程》《犹存集》《内心斋诗稿》《河工书牍》等。
《四库全书》《易笺》
陈法在《黔论》中还写道：“ 黔处天末，重山复岭，鸟道羊肠，舟车不通，地狭民贫，无论仕宦者视为畏途，即生长于黔而仕宦于外者，习见中土之广大繁富，亦多不愿归乡里”。但是，“而居黔有八便”，“鱼米贱价，一也；无大荒锓，二也；无祁寒盛暑，三也；风俗简朴，四也；举人一科拣选，五也；奇山水可供游观，六也；山多林木，养生丧死无憾，七也；山洞可以避秦，八也。”认为贵州人只要守其所长而勉其所不足，“夫去四病而享八便，黔亦何负于人”。陈法对贵州的地和人作了客观评价与辩证分析，甚至可以说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所以有人评价陈法是清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综合其一生的所作所为，应当说是合适的。
陈法故居
延伸阅读
陈法(1692～1766)，字世垂，号圣泉，晚号定斋，安平(今贵州平坝区)白云庄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举人，同年秋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五十八年（1719），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六十年（1721）以父忧归。雍正元年（1723）任刑部河南司郎中。三年（1725），乞假归里。八年（1730）赴京挑选，任直隶顺德（今河北邢台）知府。十一年（1733）因拆道观寺庙建义学事，引疾归里。乾隆元年（1736）荐任山东登州知府，二年（1737）升山东运河道。八年（1743）调补庐凤道。十年（1745）调大名道。十一年（1745），因替白钟山辩诬被发配到内蒙十六军台。十四年（1748），遇赦归里，主持贵山书院。三十一年(1766)，在白云庄“月湖山房”溘然而逝。其卒后，继任贵山书院掌教张甄陶在祭文中称其为“经人两师”。道光七年（1827），礼部奏请将陈法入祀乡贤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