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河县柳霁故城位于仰阿莎景区，在南加镇柳基村，是目前贵州省仅存较为完整的分县县城。柳霁为苗语“Liux Jid”音译。
柳霁古城垣保存较为完好，南倚甘棠山，北临清水江，依山而筑，均系青石砌成，坚实牢固。城内尚存石板街、花街及清代碑刻共计13通16块，成为仰阿莎湖畔一道具有唯一性的文物景观。
柳霁古城
柳霁分县的出现是清代贵州改土归流的结果。雍正六年（1728）清廷下令由鄂尔泰与张广泗开辟苗疆。张广泗在征讨过程中，主要推行抚剿并重原则，台拱、清江等苗寨多归附。雍正七年（1729），张广泗便同鄂尔泰在苗疆地区逐步推行了善后措施，军事上设立了专门的军事单位和营官，以维持治安和镇压苗民反抗。对广大的苗疆民众进行编户齐民，开辟新苗疆，设官建制，改土归流。从雍正六年（1728）到雍正十一年（1733），行政管理上先后设置了 “新疆六厅”，即都江（三都县）、古州（今榕江县）、抬拱（今台江县）、清江（今剑河县）、丹江（今雷山县）、八寨（今丹寨县），并以同知或通判作为厅官对苗疆实施管理。
雍正七年（1729）清江设置厅，挂理苗府衔，镇远府同知驻此，十一年（1733）改府通判驻此。张广泗曾上疏说：“清江下河之柳霁地方，为水路要区，商旅通衢，贴近黎平县熟苗，若非部署周祥，致惊恐内地。”柳霁苗汉杂居，又是水路交通要道，希望能设置行政单位，以便进行管理。雍正八年（1730）设游击一员带兵驻扎柳霁，建起土城。
据光绪《续修天柱县志》载：“柳霁县 国朝乾隆元年（1736）设分，驻柳霁，属清江辖地”。乾隆《清江志》载“因柳霁地系新辟，民苗杂处，一切口角细故，营员例不管理，乃拨天柱县丞分驻柳霁，隶清江。”确定柳霁作为分县驻地，还有一个说法：“柳霁距本城九十里，水路一百五十里，半日可到。先年议建于新柳堡，因秤水，云柳霁之水每斤较新柳堡重三钱，故建城于此”。县城设在何地，有些地方是称土重，柳霁和新柳是称水重，居然柳霁的水每斤会比新柳的重三钱，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乾隆三年（1738）添设天柱县丞一员，驻柳霁，隶清江通判。乾隆十三年（1835）将土城改建为石城，周围三百四十丈，计一里八分八厘零；设城门三座，炮台六座。民国三年（1914）改为分县，二十五年（1936）裁撤。
柳霁古城门
乾隆三年（1738），湖北江夏人（今湖北武汉江夏区）饶名扬，岁贡，出任第一任柳霁分县县丞。饶名扬这一来柳霁，就待了十二年，直到乾隆十五年（1750）才卸职。像这种在“苗疆”任职，属于“苗疆缺”范围的达十多年的极为罕见。
边远地区条件艰苦，被视为畏途，屡屡出现官员不愿就任，甚至弃官举家潜逃的事件。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山高路远，多民族聚居，内地官员多不愿赴边任职。清朝订定了若干类特殊官缺，主要有台湾缺、沿海缺、烟瘴缺、沿边缺、极边缺、苗疆缺、夷疆缺等多种名目，以鼓励官员在艰苦地方任职。雍正六年（1728），以贵州为主体区域，核定大量“苗疆缺”，重新确立了督抚题补制度，即在“苗疆”任职的官员由巡抚题请补授，不再经吏部铨选。雍正十年（1732），贵州巡抚张广泗奏请“‘新疆’文武各员三年俸满之后，应予保荐升转，以示鼓励”，这一主张得到雍正的批准。这样，在贵州新置的“新疆六厅” ，也开始施行“俸满优升”官制了。但是，还是有到“苗疆”赴任的官员刚熟悉当地情况就想方设法调离，不少州县官如走马灯似的轮换，不利于地方的长治久安，于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定为六年、八年，让熟悉“夷情”的官员长期留驻。
不过，这项制度似乎只惠及知县及以上官员。县丞不在优惠范围，所以饶名扬在柳霁待了十来年。《清江志》留存了他写的四首诗，生动描述了担任柳霁县丞的苦、乐、忙、闲，很有些意思。
第一首“苗丞苦”：“做官说苦有谁怜，苦到苗丞枉问天。八口餐无数片肉，一年俸得几多钱。新逋旧债如山积，故识乡亲似鬼缠。刚喜调停愁暂释，江头又报客来船”。
到刚“改土归流”深山密林的苗疆来当个县丞，薪俸又不高，真是有苦说不出，“苦到苗丞枉问天”。据《清江志》，清江通判薪俸六十两，养廉银八百两。县丞薪俸未记载。光绪《续修天柱县志》载“柳霁县丞一员，俸银四十两，养廉银二百两”。清江通判是府通判，正六品官，县丞是刚入流的八品官，收入当然相差较大。这点收入还要养若干衙役、胥吏以及饶名扬一家八口，实在有点捉襟现肘，平日里连餐食都要节俭些，“八口餐无数片肉”。再加上故友同乡听说饶名扬当官了，尽管是在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任职，也有本事纷纷找了来投奔求告，“故识乡亲似鬼缠”。好不容易想办法把来的亲友安排了，“江头又报客来船”。那点廉俸，经不起这样折腾，只好借贷过日子了。其实还有一项开支，那就是有官员过路，必须得掏腰包办招待，柳霁是水路码头，“商旅通衢”，这种事肯定少不了，于是“新逋旧债如山积”。
第二首“苗丞乐”：“守土居然百里侯，民淳地僻可忘忧。狂来由我称鸾凤，老至凭人唤马牛。五柳清风陶令宅，一床明月庾公楼。早眠晏起僧闲似，受享应知是夙修”。
虽然“苦”，苦中也作乐。清代县丞不是普遍设置的。乾隆时期，全国1297个县，共设县丞414人。县丞不是知县的下属，而是独当一面的朝廷命官。“守土居然百里侯”，在这个小地方全面行使管辖地区的行政职能，代表着皇权，当然可以“狂来由我称鸾凤”。《旧唐书·马周传》：“ 太宗尝以神笔赐周飞白书曰：‘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用鸾凤比喻君王。饶名扬当然不敢明说，只好用这个典故来比喻自己有时候像个“土皇帝”。《增广贤文》云：“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柳霁“民淳地僻”，词讼偷盗的事大约要少一些，有时间来享受儿孙饶膝之乐，所以饶名扬说老了，愿意给儿孙当马牛。柳霁的官衙就好比陶渊明的家宅和庾亮的南楼，自如自在好比陶渊明“采菊东篱下”和庾亮登楼与僚属咏夜月，正如苏轼《点绛唇》所说“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何况还能像和尚一样早睡晚起，这种清福真是上世修来的。
第三首“苗丞忙”：“官微舆马动咨嗟，峻岭崇山路更赊。飞檄催来急似火，行装束去乱如麻。赏心空羡橘中乐，过眼徒怜谷内花。盼到归期忙又到，案封尘牍满堆衙”。
在柳霁这个地方当个小小芝麻官，最怕上级有事召唤。这里据清江厅近百里的路程，距天柱县城更是远，而且翻山越岭，山路崎岖。《清江志》说“半日可到”，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赶的路，可能是水路。但从诗中所述，似乎主要是走陆路。近百里山路，总得要一两天时间才赶得去，所以要带行李。上面催得急起来，连捆行李都搞不赢。路边的橘林虽然悦目，也只能“空羡橘中乐”。唐牛僧孺《玄怪录·巴邛人》记，传说古时有一巴邛人家橘园，霜后有两橘甚大，剖开，里面有二老头相对象戏，谈笑自若。后遂称象棋游戏为“橘中戏”，亦称“橘中乐”。山谷中盛开的山花也只能在眼里匆匆略过。好不容易赶到官署，把上级应付了，可以松口气往回走了。哪知道回到柳霁，衙门里的案头上又堆满了公文，连灰尘都积起了。
远眺群山中的柳霁
第四首“苗丞闲”：“得闲闲处且闲闲，一所行窝在此间。忠信已孚无讼狱，田园各守少顽奸。天伦乐事膝前序，仕宦虚文笔下删。窃比封人作吏隐，浑忘家隔万重山”。
有“苗丞忙”的时候，其实闲起来也还是很闲的，在这小小城垣里还有“行窝”足以安身。“行窝”本来指宋人为接待邵雍仿其所居安乐窝而为之建造的居室，后以“行窝”指可以小住的安适之所。此时经过雍正年间“开辟苗疆”“改土归流”和乾隆元年（1736）苗民起义平息，当地的局势较为平静，何况在柳霁周围，共设有南加、天培、汪泽、新柳、绕庆、宣号等屯堡，所谓：“两堡夹一苗、插翅也难逃”。而且采取了“赶苗上山”的严酷手段，隔断和减少了与汉民和所谓“熟苗”的往来和冲突，这样，在饶名扬任职的十来年里，就显得“忠信已孚无讼狱，田园各守少顽奸。”饶名扬也就能尽享天伦之乐，而且公文案牍中的“等因奉此”也可省略一些。
《周礼》谓地官司徒所属有封人，掌管修筑王畿、封国、都邑四周疆界上的封土堆和树木。春秋时各诸侯国都设有封人，典守封疆，同时掌管筑城之官亦称封人。乾隆十三年（1748），柳霁的土城改建为石城，这时饶名扬尚在县丞任上，自然要承担筑城的事，所以自称“封人”是很贴切的。虽然有筑石城的任务，总体上在这个地方当官就如同“吏隐”，不以利禄萦心，虽居官而犹如隐者，搞得差点忘了远隔万重山的家乡。
乾隆十二年（1747）才将天柱、镇远、施秉、永从等县丞纳入“苗疆缺”的范围。大概是这个原因，乾隆十五年（1750）饶名扬卸职离开了柳霁，但不知享受到了优惠，得到升迁没有。不过可以猜想的是柳霁的风土人情一定牢牢地印在了饶名扬的记忆之中。
柳霁古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