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前一期说过，汉代铜洗大致有两种，深腹和浅腹，“浅腹”较矮，为早期“盥盘”演变。1976年，贵州兴义万屯一土坑墓内，出土一件东汉铜洗，圆形，侈口，宽沿，口径35厘米，腹径30厘米，底径19厘米，外腹壁铸双弦纹，饰对称铺首耳，整体光洁度好，洗耳纹饰清晰。铜洗通高17厘米，是一个典型的“深腹”。与“浅腹”不同，这种“深腹”风格，其前身系盛行春秋战国时期的“鉴”。

东汉铜洗（万屯汉墓出土，图片由兴义市文管所周仕敏提供）

最早的“鉴”，即“大盆也”，可以用来洗澡。《庄子·则阳》记载，春秋时期的卫国灵公，“有妻三人，同鉴而浴。”因为“鉴”盛水，可照影，因此也把照容的“镜”称为“鉴”。今天说的“镜鉴”“鉴定”“鉴赏”，意思就这样来的。唐太宗有一句名言，则对“鉴”的寓意表现更加贴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鉴”发展至汉代，逐步演变为“洗”。和“浅腹”主要用于洗手的功能不同，这种“深腹”铜洗，不仅形似脸盆，其功能也更加类似我们今天使用的洗脸盆。当然，不仅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脚。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洗，洒足也”。同样来自东汉的思想家王充，其在《论衡·讥曰》也说：“洗，去足垢”。

铜鉴（春秋晚期。淅川下寺3号墓出土，河南淅川博物馆藏）

贵州出土不少汉代铜洗，但并不生产，周围产地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今四川西昌市东南一带，古称邛都，《汉书·地理志》记载：“邛都，南山出铜”，其铸造生产的青铜器称“邛都造”。另一个位于滇东北地区，即今天云南省昭通一带，古称“朱提（音：shū shí，东汉末年学者苏林考证。普通话读‘蔬食’，而不是‘猪蹄’）”。清初诗人蒋平阶《送李分虎之滇黔》诗云：“乌蛮新幕府，属国旧朱提”，将其毗邻贵州的地理位置描述得很清楚。《后汉书·郡国志》载：“朱提，山出银、铜”，山曰“堂狼山”，因矿藏丰富，历史上也以青铜冶炼著称，铸造器物精工坚固，称“朱提造”“堂狼造”或“朱提堂狼造”。如果单以汉洗而言，“朱提堂狼洗”的品牌，相当于今天的“奔驰宝马”，那名气绝对响当当，力压群雄，冠绝一方。

朱提堂狼山风光

“朱提堂狼造”名气虽大，但数量并不惊人。比较新的统计，来源昭通市博物馆丁长芬研究员《东汉时期昭通朱提堂狼造铜器相关问题研究》一文，其统计，历史著录和考古发现有“朱提”“堂狼”或“朱提堂狼”铭文的铜器共107件，有洗、釜、鍪、甑、盘、斗等器，以洗为主。这些铭文有一个共同特点，均未署工匠名称。据四川通江县文管所李白练《通江东汉铜洗考》一文，其所收藏一件铜洗，款识“永元元年朱提堂狼铜官造作”，说明中央朝廷在朱提设置有铜官。因此可以肯定，“朱提堂狼造”至少在永元元年（公元89年）就已经发展成为汉代“国企”。这107件中，历史著录的因年代久远，其收藏和保存情况，无从查找。如昭通清末秀才张希鲁，1933年写了一篇《汉洗记》，记录其友收藏一件“阳嘉二年朱提造”双鱼洗，时过境迁，这件洗也许已经被大炼钢铁，也许已经卖到国外，无从而知了。据丁长芬统计，现在全国九省（直辖市）共查实到“有名有姓”的仅28件。其中云南12件，四川3件，贵州3件，湖南1件，湖北2件，陕西1件，山东4件，辽宁1件，北京故宫1件。

鱼鹳纹铜洗，底铸铭“元初三年朱提造作工”。现藏重庆三峡博物馆

根据各类考古报告统计，非常困难，难免百密一疏，有“落网之鱼”。笔者在参加全国青铜器鉴定学习班时，偶然得知重庆市三峡博物馆也藏有一件铜洗，饰鱼鹳纹，铸铭“元初三年朱提造作工”（公元116年），这样算下来，“有名有姓”能够查实的目前全国至少有29件。如果以地市级区域来看，保存数量最多的就是原产地-滇东北的昭通，共有8件。排名第二位居然就是黔西南，因为贵州的3件全部于黔西南出土。这是什么原因呢？有点遗憾，对此问题，笔者也没有答案。也许滇东北和黔西南历来联系紧密，甚至可能曾经同属一个国家-夜郎国。当然，这并不是无由头乱猜，这个观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杨勇等学者提出的，其支持夜郎地区为“滇东北、黔西北、六盘水、黔西南”说。但这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按照地域，黔西北和六盘水地区毗邻滇东北，汉代更是隶属朱提郡治内的汉阳县，按道理“朱提堂狼造”在这些地区应该出土，但至今没出。也许是偶然因素，或许是运气不好，还没挖到吧。

万屯汉墓出土铜洗，铭文“永元二年堂狼造”。即公元90年

黔西南出土的三件“朱提堂狼造”，第一件就是1976年兴义万屯汉墓出土的这件“深腹”铜洗。洗内底竖行阳铸铭文：“永元二年堂狼造”，这也是身为国保单位-万屯汉墓群出土器物中，唯一有纪年铭文的一件。“永元”，即东汉第四位皇帝，汉和帝刘肇的第一个年号。“永元二年”，即公元90年。

安龙出土铜釜，铭文“延光元年朱提作”。即公元122年。图片为安龙县文管所杨茜提供

2008年7月，黔西南州安龙县西城区改造时，发现一窖藏，时任省考古所副所长李飞（现省博物馆馆长）率队发掘，出土一件辫索纹立耳铜釜，整体保存较好。口径、底径、通高（连耳）均为23厘米左右，器身上部饰弦纹6道，内底竖行阳铸铭文：“延光元年朱提作”。“延光”为东汉第六位皇帝汉安帝刘祜的第五个年号，“延光元年”即公元122年。

安龙县出土铜洗。铭文为“延熹四年朱提堂狼造作”。即公元161年。图片为安龙县文管所杨茜 提供

第三件为安龙县同一窖藏出土，为“深腹”铜洗。口径较大，达40厘米，底径16厘米，高20厘米。腹部饰弦纹5道，因壁薄（朱提堂狼造工艺之一），造成口沿和腹部严重残损，但铺首耳铸造精良，洗内底铸双鱼纹，铸纹清晰，双鱼头同向，间竖行阳铸铭文：“延熹四年朱提堂狼造作”。“延熹”是东汉第十一位皇帝汉桓帝刘志的第六个年号，“延熹四年”即公元161年。

据丁长芬研究统计，从调查到的“朱提堂狼造”情况看，时间最早的一件，为1965年昭通甘河白泥井汉墓出土的双鱼纹洗，铭文“建初元年堂狼造”，时间是公元76年，为东汉第三位皇帝汉章帝刘炟继位的第二年。最晚的一件，为秦汉史专家陈直在《两汉经济史料论丛》著录，铭文“熹平四年堂狼（造）”，时间是公元175年，为东汉第十二位皇帝汉灵帝刘宏任内。这段时间非常巧，前后正好100年。汉章帝刘炟提倡儒学、注重农桑、励精图治，与其父汉明帝刘庄开创“明章之治”。笔者猜想，也许正是这一时期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才逐步将朱提地区冶铜铸造业推向高潮。由于铜质好，制作精良，因此遍销全国。黔西南出土的这三件“朱提堂狼造”（90年、122年、161年），时间也非常巧，正好处于这100年的早期、中期和晚期。

目前时间最早的一件，昭通甘河村出土铜洗拓片，铭文为“建初元年堂狼造”，即公元76年

“朱提堂狼造”虽身处大西南，但无论纹饰还是铭文，都完全是汉文化审美和艺术的范畴，因此自然难免历朝历代文人的歌颂。如元末文学家杨维桢诗云：“朱提注酒酒如池，太白淋漓吃不辞”，借“朱提铜洗”大赞“诗仙李白”的酒量。清代官员蒋曰豫亦有诗赞其精良的工艺，云：“冶青濯绛鼓精气，作手何数工堂狼。”当然，忧国忧民的思想家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亦有云：“我与徐公筹到此，朱提山竭亦无权”，意思是国库空虚，朱提堂狼山的银子都挖完了，讽喻满清统治者的不堪和腐朽。不幸而言中，诗的墨迹未干，第二年船坚炮利的大英帝国，就借口鸦片，打进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