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光，贵州桐梓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学会理事，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秘书长，贵州省史学会顾问、贵州地方志研究会顾问。著有《贵州古代史》（合著，任副主编）、《贵州近代史》（主编之一），参与编写《贵州通史》五卷本中第一卷魏晋至五代十国、《贵州省志·政府志》《贵州省志·文史馆志》等。
在上一期《贵州文化老人 | 穷探故史证当今——贵州文史专家张祥光》中，我们介绍了贵州著名文史专家张祥光。他长期从事史志的研究，对待贵州历史认真、严谨。作为贵州人研究贵州史，张祥光先生在不同层面上挖掘着贵州不为人所知的点点滴滴，让今天的我们更好的认识我们的故乡——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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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文化老人丛书》第二辑收入了张祥光先生《读史集稿》一册，该书由翁家烈先生作序，翁先生说：“就学科而言，以史学为主，兼及其他；就时间而论，以古代为主，兼及近现代；就空间来说，以贵州为主，兼及全国。”此言概括了张祥光先生的学术取向。今天起，我们将挑选《读史集稿》中的一些文章来与大家分享，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回望过去。
司马迁写夜郎当代史
《史记》所载夜郎史料，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贵州学者从多方面撰写了不少论文，然还未见有文章就《史记》有关夜郎史料按年代进行梳理。本文就《史记》中涉及夜郎之史料，按年代梳理，以窥见司马迁写夜郎方国之史迹。
在《史记》以前，我国古代典籍还未有夜郎历史的记载。夜郎得以见于世，首载于《史记》。《史记》记述了自上古至武帝约三千年的历史，它除了有通史的特点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写“当今”、写“当代”、写汉武帝时期的历史较为详细。有学者统计，《史记》一百三十篇中，主要或重点写当今历史的就有六十九篇，《史记・西南夷列传》就是其中一篇。
为了说明司马迁写夜郎当代史，这里先就司马迁的生平作一简要介绍。司马迁出生于一个世代相传的史官世家。他的生年，学者至今未有定论。司马迁在《自序》中说，“卒三岁（指其父司马谈卒）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对于这段话，由于司马贞《素隐》和张守节《正义》各有注释，产生了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和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一四五年）两种相差十年的意见。近代学者王国维在《观堂林集・司马迁行年考》中主中元五年说，即主张生于公元前一四五年。一九四四年李长之在《同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一文中，主建元六年说，一九五五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驳王国维中元五年说，亦主张建元六年说，本文采用李长之、郭沫若先生的意见。
司马迁十岁诵古文，二十岁而漫游各地，大约在二十二岁时入仕，为郎中。郎中是汉朝一个很低的官职，其秩仅“比三百石”，具体职务为“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是皇帝的近侍，官阶虽低，却使人羡慕。二十四岁，他侍从武帝到西北扶风、平凉、空峒。二十五岁，又奉使巴、蜀、滇，这为他写《西南夷列传》收集了不少材料。二十六岁随武帝泰山封禅。太初元年（公元前一O四年）任太史令。这年司马迁开始着手写《史记》。正当司马迁专心著作时，发生了天汉二年（公元前九十九年）李陵兵败投降匈奴的事件。司马迁认为李陵并非真心投降，武帝责斥司马迁有意为李陵辩护，对司马迁处以“腐刑”。司马迁被囚了四年，于太始元年（公元前九十六年）出狱。出狱后又做了中书令。此后又以中书令的身份，先后两次侍从武帝巡幸各地。司马迁卒于何年，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无记载，历代学者多方考证，至今无定论。
司马迁入仕以前漫游各地，出仕以后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多次侍从武帝巡幸。他周览名川大山，搜访古迹遗址，又“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查阅国家档案史料，写出了千古绝唱《史记》。他的一生与汉武帝统治相始终，因此对西汉王朝、对汉武帝比常人有更深刻的了解，对这段历史也写得具体深刻。唐朝刘知几说：“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载而已。”（《史通・杂说》）司马迁写夜郎，亦是汉武帝时期最详。
《史记》所载夜郎事，除主要在《西南夷列传》，还散见于《南越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大宛列传》。《西南夷列传》虽主要记述夜郎、滇部落史实，夜郎又详于滇，然而在该传中，司马迁叙述夜郎的历史仅交待了两个准确年代，一个是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一个是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而夜郎诸多大事发生年代及与其他事件的关系则没有年代记载。本文将《史记》有关篇章中记载夜郎西汉时期的史料作一汇集，尽可能梳理出事件发生的年代。本文除《史记》外，其他古籍如《汉书》《华阳国志》等所载夜郎史料概不引用。
下面就《史记》中有关西汉时期的夜郎史料，按年代先后录述，可看出司马迁写了一篇夜郎当代史。
建元六年（公年前一三五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史记・西南夷列传》）
唐蒙出使南越，在南越打听到一些夜郎情况，建议联络夜郎以击南越，这样就有唐蒙出使夜郎之行。武帝“乃拜蒙为中郎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史记・西南夷列传》）唐蒙出使夜郎及从巴、蜀修通往牂牁江的道路，均没有时间记载。方国瑜先生认为“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唐蒙使至南越，闻有牂牁江，道可至夜郎，在建元六年以后。《西南夷列传》又载，唐蒙还报，乃发巴蜀兵治牂牁江道，应在元光三年（公元前一三二年），故疑唐蒙至夜郎为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年）或二年之事。”（《汉样舸郡地理考释》）
从巴蜀修往夜郎的道路很艰苦，“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史记・西南夷列传》）于是司马相如、公孙弘前往西南夷视察，安抚头人，并委任司马相如经营西夷。此时间约在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O年）。“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武帝派唐蒙开夜郎道，在遭到人民反对时，又派司马相如前往解释“非上意”，《史记》深刻地揭露了汉武帝的两面手法。朝廷还颁发檄文进一步解释“非上意”：“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相如回到长安向武帝汇报西南夷情况，武帝决心放弃经营南夷，而专致力于西夷。“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为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缴，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于，天子大悦。”（《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司马相如奉命经营西夷成功回到长安后，他回想在蜀郡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为此，“乃著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已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文章又提到唐蒙开夜郎道之事：“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因进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上。’”（《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除司马相如外，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O年），武帝还派公孙弘巡视西南夷。
公孙弘前往西南夷视察的时间，《史记・西南吏列传》无记载，仅说：“巴、蜀四郡通西南吏道，戌转相饷。……死者甚众……上患之，使公孙引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而《史記・平津侯主父列传》则明确记载了派公孙弘视察西南夷的时间：“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O年），有诏征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公孙弘。弘让谢国人曰：‘臣已尝西应命，以不能罢归，愿更推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对策，百余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状貌甚丽，拜为博士。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公孙弘视察西南夷后，建议中央朝廷放弃经营西南夷，但武帝未听他的建议。而且在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年）“南夷始置邮亭”。（《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又过了四年，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年）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权力比以前更大了，他旧事重提，再一次上奏武帝放弃经营西南夷。“元朔三年…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专奉朔方。’上乃许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但此事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记载却稍有不同，是说武帝止罢西夷，而南夷并未放弃，而且未记载此事的年代。该传载：“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这里说的是武帝撤消了司马相如在西夷所置的官吏，只在南夷夜郎设置两县一都尉，让犍为郡自己保全。
当时反对经营西南夷的不止公孙弘一人，与公孙弘同时的学者严安，就向武帝上书，也主张不要经营西南夷：“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茏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武帝看了严安的上书，认为他是个人才，便任命他为郎中，侍从左右。
事隔五年以后的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张骞从大夏归来，向汉武帝汇报他在大夏见到蜀布、邛竹杖。张骞分析可以从西南夷地区找到去身毒的道路。武帝为寻找去身毒的道路，派人前往夜郎、滇等地区，又有重新全盘经营西南夷的打算。《史记・大宛列传》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
张骞从大夏回来建议从西南找到去身毒道路这件事，司马迁在《西南夷列传》中，除了简要重复《大宛列传》中一些史实外，还具体补充了武帝派出人员的姓名及滇、夜郎的情况，并由此引出后人所谓“夜郎自大”的典故。“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
从元狩元年武帝派人到夜郎、滇后，又隔十年，即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年）春，南越吕嘉反汉。西汉王朝于是年秋天决定征调包括夜郎兵在内的四路大军攻南越。当时武帝攻打南越的计划是：“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史记・南越列传》）然而到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冬，“戈船、下厉将军及驰义候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史记・南越列传》）
当驰义侯征调南夷兵将攻打南越时，在夜郎地区发生了强烈的反抗。“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史记・西南夷列传》）从前“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夜郎倚靠南越，现在南越被平定，头兰被灭，夜郎势力受到极大削弱，在夜郎地区设郡的条件成熟。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史记・西南夷列传》）
在西南夷地区，与牂牁郡同时设置的还有汶山、越巂等郡。《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同时，“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元封二年（公元前一O九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相同的记载又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牂牁、沈黎、汶山郡。”
将南夷部分地区置牂牁郡之年，夜郎侯入朝，被封为夜郎王，赐以王印。“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史记・西南夷列传》）受封王的夜郎侯姓名未见记载，假若是唐蒙出使夜郎时见到的多同，到此时事隔约二十二年，二十二年时间也不算太长，那么多同在世亦是有可能的。
汇集《史记》中有关夜郎资料，可看出司马迁写了一段夜郎当代史。其时间从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唐蒙到南越，听到夜郎的一些情况至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设牂牁郡即夜郎侯入朝止，前后25年。这段夜郎社会历史的发展时期，正是司马迁从诞生到成长至入仕的时期，对司马迁来说，就是当代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