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笔者曾在已经退休的同事刘京雁家中发现一对镇纸。所谓“镇纸”，即写字作画的压纸之物。镇纸系家传，白铜质，大小相当，长二十四厘米，宽三厘米，厚半厘米，手感颇沉。上刻：“百山学山不至於山，百川学海至於海。安坐终无成，精进效可待。十驾驽及骐，一心螾胜蟹。尹需受秋驾，梦魂通真宰。吕蒙一武夫，三日面日改。后来半塗废，皆坐不知悔。望道登天难，得道瓦砾在。吾闻卫武公，好学耄不懈。”款识：“张孝达连珠诗。如晋老兄雅属。庚申七夕。姚华茫父书。”铃印：“芒父”。通过款识可知，这件文物涉及三个人，即姚华书刻一首张孝达的诗，送给一个叫如晋的老兄。
姚华赠刘如晋镇纸（刻文）
这件文物涉及的第一个人出生在贵阳。
张之洞（图片来源：安龙张之洞纪念馆）
张之洞，字孝达，时任贵筑知县张锳的第四个孩子。道光十七年（1837）生于贵阳六洞桥之孔明洞，故名。五岁随父到兴义府署（今安龙县）入塾，博闻强识，文才出众，11岁撰写《半山亭记》，镌刻安龙招堤，为全省学童之冠。12岁完成出版《天香阁诗草》诗文集。15岁回河北原籍顺天府乡试，以首名中举，名噪一时。张之洞是晚清大官，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四大名臣”，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纲领的总结。毛泽东对其评价甚高，曾说“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主政湖广（湖南、湖北），开放包容，锐意进取，又被誉为“武汉城市之父”。期间，他创作了一组连珠诗。连珠是一种文体，因“历历如贯珠”，故谓之“连珠”。据张本人考据，连珠诗始于西晋文学家陆机，其认为“连珠”即“寓言”，诗意要含蓄。这组连珠诗共三十三首，汇集张之洞对“学、德、名”之态度，哲理深邃，引经据典，寓意晦涩，姚华选用的正是其中一首。
“百山学山不至於山，百川学海至於海”出自汉代学者杨雄《法言·学行》，原文：“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丘陵学山而不至于山。”意河川奔流不息，方能到达大海，丘陵静止不动，所以永远达不到山的高度。“安坐终无成，精进效可待”，指懒惰怕苦，则学业无成，以学筑基，则精进可待。“十驾驽及骐，一心螾胜蟹”。“驽”系劣马，“骐”指好马。意骏马一日之程，驽马慢，但坚持不懈，十天可达。“螾”同“蚓”，意蚯蚓无缚鸡之力，但持之以恒，终能胜蟹。诗的前几句寓喻智力低下，只要刻苦，也能赶超。
张之洞印章“孝达”
“尹需受秋驾，梦魂通真宰”源自《淮南子·道应训》。尹需拜师学驾御之术，始终未有收获，内心痛苦，遂夜不能寐，某日夜，尹需“梦通真宰”，学会“秋驾”之术。次日尹需拜访老师，老师望其言：“吾非受道于子，恐子不可予。”意思是为师不教你，是怕你学不会。尹需闻后言：“臣有天幸，今夕固梦受之。”按今天的话，就是守得住孤独，耐得住寂寞，方有可为。
“吕蒙一武夫，三日面日改”出自《三国》。东吴名将吕蒙，身居要职，但见识浅薄，受主公孙权激励，手不释卷，年长乃学，终成大器。某日同大都督鲁肃论政，鲁词穷，遂言：“士别三日，吴下阿蒙”。鲁肃病亡，吕蒙继任，假病智取荆州，颐指骄狂，权越主公，私斩关羽，终被索命而亡。张之洞因而言其“后来半塗废，皆坐不知悔”。
全诗后四句“望道登天难，得道瓦砾在。吾闻卫武公，好学耄不懈”颇像张之洞自我总结。卫武公系西周卫国一代名君，在位55年，政通人和，国力强盛。年虽耄耋，仍好学不怠，采纳众谏，与臣共勉。“望道登天难，得道瓦砾在”较为晦涩，古诗云“得道之精者，糟粕已具神理，得道之粗者，金石亦等瓦砾”。张之洞认为学海无边，书囊无底，恍然已步甲子，当以卫武公为楷模。
这件文物涉及的第二个人也出生在贵阳。
姚华照片。（图片来源：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
姚华，初字重光，童子试以一篇“三鸟群飞一鸥翔”中秀才。光绪二十三年（1897），姚华入贵阳学古书院（南书院）师从著名经史家雷廷珍，是年秋乡试中举。时有同窗刘研耕读《庄子》，指“茫茫”义正，遂改号，四十岁后自改署“茫父”。光绪二十五年（1899），兴义大绅刘官礼重金礼聘雷廷珍为笔山书院山长，雷以“学以致用”为旨，掌笔山两年有余，成绩赫然。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服其贤”，遣使迎其前往武汉两湖书院讲学，孰料路途艰辛，淄车劳顿，赴鄂途中，于重庆染疾病故。姚华像赞“毋敛而后，允式儒生”，誉寓业师是自东汉尹珍之后的贵州教育大家。雷在重庆养病期间，推荐巴县举人曾沛霖执掌笔山，曾赴兴义后水土不服，数月后亦去职。时姚华入京会试落第，正卧薪贵阳，锐意著述《说文三例表》和《小学答问》，刘官礼仰慕其才，便邀其出山。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姚华赴兴义，执掌笔山。掌舵书院时，循其良规，讲诗作画，改进教学，使学生全面发展，时著有《笔山讲录》和《佩文韵注》。
雷廷珍画像（图片来源：西南文献丛刊）
笔山期间，姚华结识这件文物涉及的第三个人-“如晋老兄”。
刘显用，字如晋，笔山书院创始人刘官礼侄，生于光绪元年（1875）兴义下五屯，长姚华一岁。刘如晋自笔山开办，就浸润其间，因而与姚山长结谊。姚华执掌笔山未及一年，广西会党军滋扰兴义，书院停办，当年隆冬，离职赴京以书画为生。光绪三十年（1904），姚华苦尽甘来，中甲辰科三甲九名进士，得任工部虞衡司主事（掌山林川泽之官）。旋获进士馆资助，留洋日本东京政法大学。毕业后任邮船部船政司主事。根据款识“庚申七夕”，镇纸制作赠予的时间是1920年8月下旬，那二人又是如何重逢的呢？
民国元年（1912），辛亥革命成功，姚华与刘官礼次子刘显治（二人系贵阳学古书院同窗）当选南京临时参议院参议。南北议和后，二人同赴北京，当选国会议员。讨袁护国，刘官礼长子刘显世取得贵州军政大权（任省长兼督军），便聘请二人为黔省驻京代表，寓居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莲花寺，刘显治居北院，姚华居南院。贵州民九事变前夕，贵阳政局不稳，新旧两派军阀相互倾轧，刘显世遂想通过二人斡旋北廷，便指派已弃文从军的堂弟刘如晋（时任贵州全省游击军参谋）赴京接洽。于此背景，笔山书院有过数月同事情谊的刘如晋与姚华相遇北京莲花寺。姚华在篆刻方面造诣颇深，是民国刻铜文房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因而赠此镇予“如晋老兄”，以示纪念。
刘如晋有二子四女，其故去后，镇纸被其长子刘爱吾继承，刘爱吾又传给其女刘京雁。“姚华刻铜”名气甚广，坊间称“民国刻铜三大家”之一。根据周继烈《铜匣古韵》一书，姚华倡导、支持、研究刻铜艺术，但自己并不操刀，而只在铜上书画，其作品多由京城同古堂的张氏兄弟和刻铜大师姚锡久施刻。但无论如何，这对镇纸由兴义刘氏保存至今，不仅艺术上笔墨气韵完美，刻功神乎其技，同时还存载厚重的地方历史，堪称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