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问”这个词是谁发明的，查了很久也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倒是见到不少谈如何做学问和应该怎样去做学问的文章。学问这个东西，内容应该是很宽泛的，世间所有的知识大概都可以视为学问，不过知识必须是系统的，点点滴滴的知识大概仍然算不得学问。
学问既然是系统的知识，去做它时就必须潜心和执着，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来不得半点浮躁。但在当今社会，哗众取宠，急功近利，唯名是图的现象比比皆是，以致一些貌似学术论文，实际连基本概念都弄错了的东西，也能堂而皇之地见诸报刊，被认可为“一家之言”，甚至举为新观点、新见解。
笔者曾读到过一篇谈贵州建省的文章，提出贵州建省已有900年历史的观点。文章认为以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以军事手段将思南田宗鼎、思州田琛逮赴京师处斩，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为贵州建省之始的结论未见准确。“北宋末年，宋徽宗为开化黔中以南消灭羁縻州而置黔南路，此应为贵州建省之始”。文章阐述其理由称：大观元年(1107年)田祐恭以南征之战占领了位于乌江河畔最大的羁縻州地时，他以其先世传承的“思”字，并结合徽宗帝御敕的黔南路的“南”字，集“思”与“南”形成了“思南州”署名的称谓，“凭借乌江枢纽君王文明的漕运优势，开源贵州的文化、开启贵州的文明，思南州必然成为北宋徽宗时期建造的贵州省署的最佳选择。此史实再次证明，到公元2019年，贵州建省当有九百年了。”
关于贵州单独设置为一个大行政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贵州建省”的时间，历来都习惯于以明代地方三司机构中承宣布政使司的设置为标志。有人对此不予赞同，提出新的看法，这有助于研究的深入，是一件好事。
对某种长期被公认的观点表示质疑，需要相当大的勇气。许多学术上的创见，也常常是在不从众、不跟风，大胆质疑前人结论的同时提出来的。不过，无论提出什么样的看法，都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为前提，以基本史实为依据。为了得出某个结论而去推断历史，在学术研究中是不宜提倡的。
中国划省而治的这一套办法，是入主中原的蒙古统治者发明的。元朝统一以前，地方政区管理制度一直在变化，先是秦汉时期的郡(国)县制，然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县三级制，再后是唐和两宋时期的道府路制。元王朝疆域辽阔，战争频繁，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强化管理，在中央设置中书省，将全国划分成10个大的地方行政区，设行中书省，简称为行省或省。行省制度的建立，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套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行省一级机构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省”的本意为王宫禁地，《汉书·昭帝纪》：“帝姊鄂邑公主，益汤沐邑，为长公主，共养省中。”后引申为中枢机要，也泛指官署衙门。最早的行省是一种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代表中央行使权力，魏晋南北朝、隋朝、唐初以及金初短期出现过的“行台省”便属于这一类。行省在历史上成为固定和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是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的后期。此前，中国是没有“省”这样一个常设地方行政区建置的。
迄今为止，我们始终没有看到哪一个省将建省时间定在元朝以前，道理十分简单，行省制度既未诞生，建省从何谈起？断言“北宋末年，宋徽宗为开化黔中以南消灭羁縻州而置黔南路，此应为贵州建省之始”，实在有点让人莫名其妙。
元朝行省辖区广阔，权力集中，地方军、政、财权无所不统。《元史·百官志》记载省的职能时说：“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这种行省，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体制有着明显的差异。
从强化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隋唐以前，封建王朝搞的都是州郡县三级管理；隋唐以后，尤其到了宋代，赵匡胤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制度，将三级行政演变为两级行政，由中央直接控制到郡，减少了中间环节，也就减少了出乱子的可能。两宋王朝设置的路是一种特殊机构，既不是地方一级行政区，更不能等同于元明清时期的省。
把宋朝的“路”视为一级地方行政区，显然是不恰当的。
首先，路的前身是乾德年间(963～968年)设置的转运使，专门负责水陆两路财赋收运。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职能才扩大到边防、缉盗、金谷、按廉等方面。这种路称为转运司路，同时设置的还有提点刑狱司路、安抚司路、提举常平司路等。南宋时战争不断，主要以安抚司路为主，南路便属于这一类。总之，两宋“路”的职能，与西汉时的州和唐朝的道相类似，本质上是一种监察区，与魏晋南北朝时的州不同，与元朝开始创设，明、清两代沿用的省一级地方区划更不是一回事。
其次，黔南路是否是“宋徽宗为开化黔中以南消灭羁縻州”而决定设置的，并因此而应定为“贵州建省之始”呢？遍查与黔南路设置有关的文献，都无法找到这方面的佐证。《宋史·卷八十五·地理一》是这样记述的：“大观元年，别置黔南路。三年，并黔南入广西，以广西黔南为名。四年仍旧为广南西路。”而在《宋史》本纪中，根本没有关于黔南路设置的记载，唯《宋史·卷二十·本纪》中有“(大观三年三月)壬戌，并黔南入广西路”的记录。既然这个黔南路只设置了3年便被撤并，其后连名称也未再出现，为什么还要生拉活扯地把它当作“贵州建省之始”呢？
如果黔南路的设置，真是宋徽宗为开化黔南消灭羁縻州的举措，那么，涉及的就不仅仅是贵州建省的时间问题，还关乎谁揭开了贵州改土归流的序幕。这个假设如果成立，不但贵州的改土归流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宋徽宗这个人也有重新评价的必要了。
宋徽宗当了25年皇帝(1101～1125年)，他统治的时期，是北宋政治最黑暗的时期。这个死后被谥为“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的统治者，极尽荒淫腐朽，他最宠信的官僚是被称为“六贼”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以及杨戬、高俅等人。他们骄奢淫逸，无恶不作，想方设法增加剥削，引发了方腊、宋江等领导的起义。这样一个艺术智商颇高，却治国无能、最终被俘死于他乡的昏君，会为了开化黔南断然决定改土归流，以设置黔南路的方式来开设一个“省”级行政区吗?
设置于大观元年十二月的黔南路，虽只如昙花一现，毕竟有它设置和撤废的原因。但这个原因，与所谓的“开化黔中以南消灭羁縻州”，丝毫攀扯不上关系。
据有关文献记载，宋徽宗时设置的黔南路，是割融、柳、宜及平、允、从、庭、孚、观9州组合而成。此前，南丹州及宜州等地，一直是土著莫氏的居属地，宋政府派驻当地的官员知桂州王祖道，为了邀功，诬指土著首领莫公佞断绝交通，阻挠各地纳土内附，发兵攻讨，抓捕莫公佞，将南丹州改为观州。莫公佞的弟弟莫公晟团结各溪洞武装抗暴，攻城杀吏，严重威胁到北宋政府在当地的统治。权奸蔡京隐情不向宋徽宗报告，擅自决定设置黔南路，企图以改变建置来平息动乱。结果蔡京以功加了太尉，王祖道也升了兵部尚书。
这件事情从头至尾，宋徴宗都一直蒙在鼓里，与他想要“开化黔中以南消灭羁縻州”，当然也完全搭不上界。
至于田祐恭，的确是贵州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人物。新编《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志·人物传》介绍其人说：“曾多次奉令出征平乱并抗击金人入侵。身经百战，屡建战功，颇得朝廷信任。曾三次被召入京。”先后受封为泸州兵马钤辖，加忠州团练使，再加贵州(今广西贵县)防御史，充成都府路兵马都监。绍兴元年(1131年)授夔州路兵马钤辖，迁中亮大夫；同年，知思州军州事兼务川县事，因保蜀有功，加华州观察使。以后又迁通侍大夫，奉宁军承宣使，加边郡承宣使，仍领思州事。但从上述史志记载中，却看不出田祐恭的经历与“开源贵州的文化、开启贵州的文明，思南州必然成为北宋徽宗时期建造的贵州省署的最佳选择”这一结论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学风建设”和“学术打假”多年来就是热门话题，学风建设一般出现在官方语言环境，学术打假却是民间的强烈要求。可惜喊了很多年，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工作的人仍然太少，学术不端的情况仍旧屡见不鲜。当今社会浮躁的确成了一种通病，在浮躁的年代里做学问难，在浮躁的年代里做好学问更是难上加难。但学问总得继续做下去，而且应该越做越好，那样学术研究才有希望。
宋代的路就是路，宋代的路不能等同于行省制度下的省。这一点，是不能也不应该为确立自己的某种观点，去人为地把它弄混淆的。一味固执己见，只会贻害子孙。
撰稿：范同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