劈山开路、凿渠引水，不惜一切代价创造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为的是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然而，在贵州一些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深山区、石山区，就地扶贫难度大、成本高，仅凭道路的打通，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脱贫问题。

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的重要部署，向全国发出了易地扶贫搬迁动员令。

一场改变百万山区群众世代命运、史无前例的易地扶贫搬迁行动，在贵州大地上全面铺开。

根据十三五规划，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的总规模为188万人、搬迁人口占据全国总数的近1/6、整体搬迁自然村寨10090个。

目标明确，道路艰险，如何将这上万个村寨中的近两百万人顺利搬迁出来呢？

这是一道检验治理能力、彰显施政水平的考题。贵州省委、省政府精准把脉、精心谋划了一条安居与乐业并重、搬迁与脱贫同步的搬迁新路，创造性地探索出从“六个坚持”到“五个体系”的搬迁实施路径和政策框架。

这也是一场彰显人民至上、磨砺为民初心的大考。

易地扶贫搬迁涉及到的投资成本、群众动员、项目建设、后续扶持、社会管理、旧房拆除等，无一不是困难和挑战。

铜仁市万山区旺家社区，是来自思南、印江、石阡三个县的4050户搬迁群众的新家园。

这里，也是何承洪的新家，可是最近，他又萌生了搬回老家的念头。得知消息之后，社区干部何英连忙赶去劝解。

“听到说你们又要回去了，我们来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何英说。

两年前，何承洪带着一家老小，从思南县跨区域搬迁到了旺家社区。告别故土初到新家，何承洪始终没有稳定的收入，再加上远离四邻，何承洪的父亲一时难以适应，固执的老人总是想着要搬回老家。

尽管社区干部多次劝解，何承洪的搬迁却变成了一场“拉锯战”，一家人来来回回，先后4次从老房子搬出又搬回。

何承洪父亲说，在这里是不习惯，工作也找不到，耍也不好耍，还是想回去。

何承洪觉得，留下来也可以，但是现在就比较困难，不知道留下来做些什么。

“你们两个是想进厂上班还是自主创业？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来解决困难的，要你们如果想自主创业，我们就协助你们，上次来你们家，你的菜炒得比较好，你可以做餐饮这些行业。”何英建议道。

经过一番周折，社区干部帮助何承洪在新家楼下选到了一间心仪的门面，准备开办餐馆，还为他申请了易地扶贫搬迁户创业补贴、场租补贴，新家的生活开始有了盼头。

张金红，人工智能产业链上的一名从业者。

然而在一年前，她还是思南县五星村的一名贫困户。

张金红说：“我结婚比较早，也没有钱，就是在家里面带小孩。我老公刚去学做工地建筑工，100多元钱一天，那会儿家里就只有完全靠自己的老公。”

2019年3月，张金红一家搬迁到旺家社区，借助着人工智能产业在贵州的迅猛发展，她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年8月，支付宝公益基金会、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联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铜仁市万山区启动了“AI豆（谐音‘爱豆’）计划”，通过人工智能产业，为搬迁群众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从未用过电脑的张金红决定去试一试。

何承洪的小餐馆已经开张一个星期了，他的厨艺得到了顾客的肯定，餐馆也积攒了不少稳定的客源。中午，正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小两口慢慢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心态也一天比一天安稳。从老家到新家，从贫困流离到安居乐业，何承洪一家人，正在追逐着扎根城市新家园的人生梦想。

经过培训，张金红成为了一名二级数据标注师。她负责的，是人工智能产业链上最基础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张金红的工作按计件来算，标得快，一天可以有100多元的收入。凭借着一个月3000多元的稳定收入，张金红和旺家社区的另外102个标注师们，已经顺利脱贫。

张金红觉得，在这里也可以带小孩，还可以上班，她一直羡慕别人的就是自己挣钱自己花。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在这场全国搬迁规模最大、任务最艰巨的大迁徙中，正是这一个个鲜活个体的奋斗和嬗变，汇聚为时代洪流气吞山河、轰鸣前行的激荡回响。

截至2019年12月，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已实现就业85.49万人，100%的搬迁家庭实现了一户一人以上就业的目标。

2019年12月，贵州省胜利完成易地扶贫搬迁任务，搬迁群众对搬迁政策、配套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住房和就业脱贫措施的满意度高达97%以上。

三年之内搬迁192万人，贵州创造了一个世所罕见的壮举。

从乌蒙高原到苗岭侗乡，从南北盘江到乌江之畔，上百万贫困群众走出大山，摆脱绝对贫困，告别传统农耕生活，过上了现代城镇生活，一步跨越千年，迈进小康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