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次日，日本投降照会由瑞士（二战中立国）驻华大使馆转致中国，中方当日便电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指示其“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江西玉山，接受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之命令”。因此，日本正式投降时间为8月15日，即日本投降照会致交中国时间。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全国，正式委派何应钦出任受降主官。如此高光的受降主官，为什么派何应钦出任，而不是蒋自己，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涉及一个外交对等的问题。代表日军投降的冈村宁次，军阶只是陆军大将，而蒋介石是特级上将，亲自主持受降，外交不对等。何应钦是陆军一级上将，职务和军阶与冈村相似。此外，何应钦也是国民党在黄埔系统里除蒋之外，最有威望和影响力的将军。顺便提一句，国民政府正式授予蒋介石特级上级的时间，是1935年4月1日，蒋当时正好在贵阳。
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登载日本投降新闻
南京受降仪式前，日军派代表接受何应钦的命令，这个过程史学界称之为洽降。陆军总部原定在江西玉山接见日军降使，因连日暴雨，机场跑道被洪水冲毁，便临时改在湖南芷江。因此民间对抗战有“北起宛平卢沟桥，南终芷江七里桥”的说法。芷江洽降时间是8月21日-23日，日军降使代表为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中方代表为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双方主要商讨日军投降的细节和部署，上交日军在华兵力图表，同时签字确认事关受降事宜的“备忘录”。萧毅肃精明能干，“日军降书”初稿即其拟定。1944年底，贵阳警备司令宋思一将其推荐给何应钦，便备受器重。但萧毅肃是陆军中将，今井武夫只是少将，为求对等，洽降会议时，萧只得临时取下军服上一颗星，以致数日后在南京受降时，有记者疑问，中国军官怎么晋升这样快，几天不见，便有两颗星了。
8月21日，芷江洽降。中为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
9月2日，日本向同盟国签字投降，签字地点是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担任受降主官，中方签字代表是军令部长徐永昌，中国作为二战盟国重要一员，被安排在美国之后第二个签字。日本向盟国投降，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因此，2014年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将次日（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4日，何应钦在芷江洪济中学“奎文阁”广场，参加各界庆祝胜利大会，并发表演说：“日本帝国政府已正式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投降。不日，应钦将亲去南京，代表蒋委员长接受冈村宁次正式签字的降书。从此，我们沦陷的区域，将完全收复。从前的失土，台湾、澎湖等，将重回祖国的怀抱。”
按照芷江确认的“备忘录”，日军向中国战区的投降仪式，地点定在南京黄浦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九”是中国人最吉利的数字，因此时间定在9月9日9时，是谓“三九受降”。当日，天公作美，万里无云。军校大门用柏枝扎成彩坊，上悬“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十二个金光大字，熠熠生辉。会场礼堂正面，悬挂孙中山大幅遗像，两侧为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按照美军参谋意见，下方贴“和平”二字和象征胜利的大红“V”字。礼堂二楼围栏用红白蓝三色彩布包裹，以增添喜庆氛围。受降席正对礼堂大门，何应钦居中，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和空军上校张廷孟，右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和中将萧毅肃。两侧为观礼席，坐满各集团军司令、盟军代表、驻外使节和记者等200余人。
南京“三九”受降会场
8时52分，日军降将冈村宁次等一行七人，在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下，由礼堂前门进入会场，这些昔日叱咤横行的将军们，终于低下高傲的头颅，向何应钦行四十五度鞠躬礼，然后坐于投降席。冈村居中，左为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参谋小笠原清，右为海军中将福田良三、陆军中将谏山春树、三十八军参谋长三泽昌雄。随即何应钦宣布记者照相五分钟。按照规定，冈村先上交身份证明，经何应钦检视后收下。9时整，萧毅肃将日军降书（2份）交冈村，冈村极为谨慎，起立双手捧接，仔细阅读一遍，才缓缓着墨落笔。随后从上衣口袋取出圆形水晶图章，轻蘸红色印泥，盖于名下。也许气氛过于紧张，冈村的手微微颤抖，其中一份居然盖歪了，冈村随即向何应钦点头，表示歉意。9时9分，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将签字后的降书呈献何应钦，何应钦起身答礼，并在降书上签字盖章，旋命萧毅肃将其中一份交还冈村留存。
何应钦在日军降书上签字盖章确认
降书（局部）。注意看，冈村的章明显盖歪了
南京“三九”受降，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大地的野蛮入侵，注定要以绚烂笔墨写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第一，呈交降书为什么不是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而是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第二，接收降书时，何应钦为何还礼，并且“腰”比日本人还要弯？
投降仪式结束后，何应钦向记者展示降书
何应钦与冈村宁次，一说是日本士官学校同班同学，一说冈村曾任何应钦所在中国留学生队区队长，是师生关系。两种说法均不准确。何应钦是1914年进入士校第11期步科，而冈村早在1904年就从士校毕业，因此二人是学长和学弟关系。1933年5月31日，日本胁迫中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时，二人有交集，但时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的何应钦怕背骂名，便指派总参议熊斌为全权代表，赴塘沽与时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冈村谈判，仅一天时间就高速度签字，因此二人并未谋面。两人初次见面，是同年11月7日，加上一个华北政务委员黄郛，三人为处理“停战协定”善后事宜，连续三天在北平磋商。据冈村回忆，由于没有外人在场，三人得到“推心置腹谈心的机会”，核心内容就是“遏制共产党势力的抬头”。
投降仪式结束，冈村垂头丧气步出会场
日本投降，何应钦向冈村转达“准其以劳绩赎罪，免以战犯惩处”的训令。所谓劳绩，即“必须完整无缺地向国民党政府移交占领地盘、武器弹药、军需物品及各种设施，凡不法扰乱治安者，不视为蒋委员长的部队，应断然采取武力自卫，毋庸踌躇。”冈村果然“全力遵守何总司令训令，不负期望。”以至中共在敦促日军缴械投降时，日军非但拒不执行，还以武力对抗，华北、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不得不通过激战，才收复一些日伪军盘踞的城镇。冈村更是露骨地表示，愿意以百万在华日军，帮助国民党打共产党。据白崇禧透露，此建议深得蒋介石嘉许，只是因美国人反对以及其他种种考虑，蒋才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用投降的百万日军去“勘乱”和“剿匪”。
1949年1月，冈村被公审，却被宣判无罪释放
日本投降，中共中央提出一份战犯名单，作为“三光政策”的始作俑者，冈村被列为头号战犯，各界也一致赞同。但何应钦对此置若罔闻，照样承认冈村的指挥权，只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改为“善后总联络官”，其原有的官邸、卫队、座车，原封不动保留享用。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国民政府内外交困、进退失据之际，何应钦周旋法庭，将冈村无罪释放，为防止意外，甚至指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派车，将其护送至吴淞码头，登上开往横滨的“维克斯”号。因此，正是基于“使其为己所用，结成反共盟友”的目的，受降仪式，何应钦才会“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给足冈村“面子”，让小林参谋长代其呈献降书。其实，何应钦对冈村的“宽容”，还有一个细节。按照规定，投降仪式上日军将领的军帽必须脱下，握在手中，放在右膝，其他人都照做，但冈村的军帽却大模大样放在桌上，何应钦也视而不见，未加制止。
冈村在降书上签字盖章。注意看，其军帽是放在桌上的
关于受降时何应钦的“腰”，台湾学者李敖曾经拿着照片抨击，“这个投降者的腰板比较直。这个受降者，所谓胜利者的腰，反倒弯了有三十度。”细看照片，的确如此。按盟军统帅部规定，投降一方向受降一方行三次礼，受降一方均不用回礼。然而，当日方参谋总长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呈献降书敬礼时，何应钦居然起身双手接过降书并答礼，引起观礼席上一片哗然。对于此事，何应钦女儿何丽珠有如下看法：“父亲对日本有一些感情，也以毕业日本士校为荣，有人因此说他亲日，事实上他是知日。当年国民党当局曾设立小组讨论，应以何种态度受降，大家觉得不应傲慢，也不能谦卑，最后父亲从座位上半起身接下降书。”
投降席与受降席。受降席明显宽大许多
从接收降书的照片看，何应钦的腰的确要弯些，但就事论事，如果就此问题说何应钦“奉日若神”，“自甘对日矮半截”，笔者认为，这就多少有些冤枉何将军了。由于条件有限，日方投降席是由三张普通办公桌拼凑，一字排开，上铺淡蓝色布条。中方受降席为显示区别，使用了两张较大的战时指挥桌，上铺白色布条，因此受降席明显宽大许多。笔者就何应钦身高问题，曾经专门咨询其女何丽珠，得知何应钦身高为168厘米，属于比较典型的南方人身高。而小林在日人中算异类，目测身高175厘米左右，何应钦身高上便吃了亏。小林递呈降书时，受降席正中放置的那面时钟，正好挡在小林腰部，造成其身体无法前倾，降书甚至没有递到桌子中线。面对宽大的受降桌，何应钦只得前倾身体，接下降书，这应该是何应钦“弯腰”的真实原因。
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呈献降书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游击队，八年抗战，浴血奋战，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理当分享一份胜利果实。但国民党当局，却用尽手段，阻止中共参与受降，致使芷江洽降和南京受降没有一个中共代表参加。南京“三九”受降后，按照芷江签订的“备忘录”，中国战区被细分为16个受降区，由各地集团军在三个月内陆续接受日军缴械投降，如陈仪在台北，阎锡山在太原，薛岳在南昌，孙连仲在北平，卢汉在越南河内等。但这份名单，却没有一个受降区分配给八路军和新四军。从这点看，抗战受降，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一段极不公正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