溶洞之韵,古今之音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若论世界的喀斯特地貌,其精华皆在中国;若观中国的喀斯特地貌,其骄子则在贵州。”贵州这片土地,怀抱着全国73%的喀斯特地貌,由此孕育出它那“溶洞之乡”的美誉。
织金洞
这些星罗密布的溶洞,由大自然经过亿万年的风雨时光,用鬼斧神工般的技艺雕琢出来。它们是地球演变的见证者,也是人类文明历程的默默记录者。历史的洪流无情,过往的繁华与遗迹无数次在顷刻间化为灰烬,消散在风中。但这些溶洞却承载着时间的沉淀和变迁,历经了王朝的更替、岁月的洗礼、古今的喜怒哀乐,却依然以其几乎未曾更改的面容,向世人诉说着过往的风云变幻和沧海桑田。
修文的阳明洞,它是王阳明心学的起源,那一刻的悟道,仿佛使整个山洞金光闪耀、永恒定格;息烽的猫洞,它是革命先烈坚韧不拔精神的象征,那一抹血泪,仿佛在洞壁上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黔灵山的麒麟洞,它见证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囚禁岁月,那一份心酸,仿佛使洞内的岩石都滴下了沧桑的泪水。
然而,与这些蜚声遐迩的溶洞及其背后的历史事件相比,贵阳市云岩区的鹿冲关森林公园地母洞所蕴藏的一段故事,对于本地人来说似乎比较陌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掀起这尘封已久的时光帷幕,翻开那鲜为人知的一页,让光明再次洒满这个孤独的溶洞,让历史在此刻再度苏醒。
贵阳市鹿冲关森林公园
魔鸦降临,筑城悲歌
1939年2月4日,贵阳迎来了冬季难得一见的晴空。当时正值农历腊月十六,全市的商家都在忙碌准备着年终的货品,人们熙熙攘攘地走在大街上,享受着阳光,并期盼着即将到来的新春。
上午11时20分,阳光最为灿烂的时刻,喧嚷的贵阳上空突然响起凄厉的空袭警报,城郊的东山顶上匆忙升起了警示敌机接近的红灯笼。少顷,远方传来了急促的机翼振动声,无数双眼睛抬头仰望,只见一群黑压压的飞鸟,疾驰在天空中。那些飞鸟,不是带来春天的使者,而是装满死亡的金属怪兽——日本的18架轰炸机。接着,恐怖的炸弹如同雨点般落下,每一个落点都是一曲生命的悲歌。整个城市在震颤,犹如地狱之门无情地张开。建筑物在轰炸的冲击下摇摇欲坠,犹如古老的巨人在痛苦中咆哮。火光冲天而起,烟雾笼罩了整个城市,那原本处于抗战大后方的贵阳城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
儿童在尖叫,老人在哭泣,街道上的人们惊恐而慌乱,在火海中下四散逃窜。血色染红了地面,无辜的生命在瞬间化为灰烬。那些熟悉的街头巷尾,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都在轰炸中灰飞烟灭,只剩下满目疮痍的残垣断壁,以及抱着亲人尸体号哭的幸存伤者。
1939年贵阳市二月四日被炸地区略图
时至今日,这次空袭依然是贵阳建城以来遭受的最大浩劫——史称“二·四大轰炸”,空袭几乎笼罩了城市的核心区域,从西边的飞山街至东边的老东门,从北面的喷水池至南面的博爱路,无一幸免。然而,就当地的一些文化工作者而言,还来不及将心中的悲痛化为泪水,便已揪心于城北威清门外的张家祠堂是否遭遇了同样厄运,因为,这里秘藏着一批国宝——140箱文澜阁《四库全书》。
那么,这是怎样一段的故事呢?
国之重器 辗转入黔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皇帝诏令举全国之力编纂一部人类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该丛书汇集了先秦至清乾隆中期中国历代主要典籍36,000余册,内容涵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分为“经、史、子、集”四个大类。其内容之丰富,规模之宏大,卷帙之浩繁,亘古未有。《四库全书》耗时14年方才告竣,成书后共誊抄了七部,其中四部宛如磐石镇守着北方,称为“内廷四阁”,另外三部则如江河环流于南方,称为“江南三阁”。
文澜阁《四库全书》书影
岁月变迁,接下来的一百多年,中华大地饱受内忧外患的重创,战争的硝烟几乎未曾消散,整个社会如同暴风骤雨中的孤舟,陷入了汹涌澎湃的漩涡之中。《四库全书》也经历了同样坎坷曲折的命运,七阁藏书楼被毁掉三阁,《四库全书》只余三部半。其中,文澜阁《四库全书》也因内乱遭受了阁毁书散的厄运,幸得有志之士全力收罗残篇,花费了约半个世纪的时间进行补抄,方将其修为完璧。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存放于浙江省立图书馆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受到严重威胁,为保护这一文化瑰宝,1937年8月4日,140箱库书从杭州出发向西转移,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五省共2,500多公里的漫长路程,于1938年4月30日深夜抵达贵阳,指定存放于贵州省立图书馆(今贵州省图书馆),由于当时图书馆(今贵阳市科学路)馆舍简陋,不宜保藏珍贵古籍,国民贵州省政府下达训令,省政府购买了贵阳市威清门外张家祠堂用于储藏库书,1838年9月28日,阁书转藏于张家祠堂。
贵州省立图书馆外景
华夏文脉 溶洞秘藏
时间再次回溯到1939年,来到“二四大轰炸”后那个满目疮痍的贵阳城。当众人急匆匆赶往张家祠堂时,眼前的一幕让他们都松了一口气。祠堂依旧,而那藏于其中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也完好无损,这在所有的不幸中,无疑是最大的幸运了。但有了这一次空袭,就难保没有下一次,显然这里已经不再是国宝最为安全的避风港了。
在此非常时期,贵州省立图书馆的一名职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贵阳北郊金鳌山有一处溶洞,洞内宽广、洞外隐蔽,可暂为这批珍贵典籍提供藏身之所”。于是,实地勘察、清理修缮的工作随即展开,而这批代表着中华文化精髓的国宝,终于1939年4月8日紧急转运到了这深林绿幕掩盖下的溶洞中。而这个在战火硝烟中显得格外安静的地方,正是我们今天所知的贵阳市鹿冲关森林公园的地母洞。
贵阳市鹿冲关森林公园地母洞
“鹿冲关森林公园”由贵州省林业厅于2001年正式批准命名,位于贵阳市云岩区。“鹿冲关”原名“六冲关”,为贵阳“九门四阁十四关”之一,同时也位居中华百关隘之列,名字来源于园区附近六个连绵相继的山冲,而在贵阳方言中“六”和“鹿”为同音,故“鹿冲关”由此而来。(以上仅为一种说法)
如今位于贵阳市云岩区的鹿冲关森林公园,交通便利、步道规整、公共设施齐全,园区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花草树木相得益彰,已然成为贵阳市居民休闲娱乐、健步吸氧的绝佳场所。然而80年前,这里却是实实在在的荒山野岭,别说游客,就连山民都寥寥无几,当时存放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地母洞,据资料记载,有女尼在此长期居住,说明这个溶洞在此之前,确是一处烧香祈福的场所,承载着当地居民的精神寄托。然而,当这批珍贵典籍到来以后,这个溶洞将肩负着更为任重道远的责任——守护着中华民族的文脉存续。
就当时形势来看,七部《四库全书》,三部毁于战火,北方现存的三部(文渊、文溯、文津阁《四库全书》),其藏书地也已落入日占区,后路不明。这就意味着地母洞所藏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很可能成为了孤本,那么,这批书籍承载的意义与价值就更加非同小可。当年贵阳北郊这个山野溶洞所藏的140箱典籍,很可能就是千年华夏中硕果仅存、最为完整的民族之魂、文化之根、文明之火种。
岁月守望 六载春秋
文澜阁《四库全书》自1937年8月4日离开杭州,到1946年7月重返西湖孤山藏书楼,漂泊近9年,而在地母洞秘藏时间长达5年零8个月,约占其总时长的三分之二。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批不可估价的文化瑰宝,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地方,竟然能够安然度过了六载春秋。即便是当时为军政事务所累的蒋介石,也对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藏匿点表示关注和担忧,并密电贵州省政府:“以文澜阁库书,藏置贵阳附近洞内,恐空气潮湿,日久霉烂,宜移往离筑较远之干燥安全地点妥为保管。”
然而,浙黔两省的护书人却用他们兢兢业业、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实际行动,回应了所有的质疑,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国宝敝居溶洞期间,没有遗失或损毁一卷、一册、一页书籍,前方战事吃紧、护书经费拮据、生活条件恶劣、心中恐惧蔓延,所有的现实问题和困难,都被这群怀揣着坚定信念和理想的青年人一一化解,这是一种来自他们内心的、至高无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是渗入到中华儿女血液和骨髓中的——对文化的坚守、对侵略的无畏、对民族的自信!
地母洞内景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贵州不仅作为大后方庇护所和迁徙辗转的交通枢纽,成为国家科技进步、教育推进和文化延续的中转核心地,更先后组织了12个师、70余万子弟义无反顾、英勇无畏的奔赴前线,浴血沙场,他们大多长眠异地、客死他乡,用生命诠释了那句古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国难当头的岁月中,同为华夏儿女,将士官兵捍卫国土家园、文人平民守护文化存续,他们分别以自己的方式报效祖国,同样荡气回肠、同样可歌可泣,同样有着存亡继绝、共赴国难的意志与勇气。
青山为凭、溶洞为证,贵州这片土地自古以来从不是文化胜地,但这里的人民却始终坚定着一颗朴质的守护传统文化之心。
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的这段岁月中,黔地人民用自己的坚韧努力和默默奉献,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背景下,担负起守护中华文脉之重任,展现出华夏儿女的担当,谱写出一曲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赞歌。
贵州山地护佑了文化根脉,文化之花也在这块土地上盛开。抗战时期的文化西迁, 让贵州获得一次文化教育大发展的契机,省内多所高校由此创立,高等教育开始发展,各种学术科研活动蓬勃展开,诸多地方文献得以汇编,贵州文教事业由此得到极大发展。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地母洞保存期间,贵州文化精英借此良机,到地母洞抄录库书中贵州风土人情相关记载,用于修纂民国《贵州通志》,填补部分史料空白,丰富了贵州文献,厚植了本土文化。
火种燎原,文脉生根,从纂修《四库全书》时贵州的无书可献,到今天各种图书文献出版的层出不穷,全球首部大数据标准术语多语种专业工具书《数典》也在黔地问世,贵州与世界发生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地母洞见证了文化典籍的磨难与新生,也见证了贵州文教的萌发与勃兴,它和那段历史一同载入史册。
国宝守护的意义,不仅是器物书卷的保存流转,更重要的是,它承载延续着历史文脉和中华文明,构成我们坚定的文化自信。地母洞作为珍贵的历史遗址,它的存在令人警醒,它让我们回眸过往的同时展望未来,提醒我们牢记历史,立足当下,守文化之重,创时代之新。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浴火文澜 战时书库
故事讲到这里,也许有朋友会好奇:“为什么如此精彩的事件和重要的遗址,作为老贵阳人,甚至在云岩区生活数十年,此前都没有听说过呢?”这是因为,当时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运迁和存放是非常机密的行动,加之藏书处(地母洞)十分隐蔽,时隔半个多世纪之久,当事人基本已不在人世,虽有相关文字资料记载,但遗址始终难以确定,毕竟贵阳有着不计其数的溶洞,到底哪一个是当年国宝的存放之所,始终难下定论。直到本世纪,浙大校史馆的一张照片公之于世,通过仔细比对,方才确定无疑当年的藏书处为贵阳市鹿冲关森林公园地母洞。2015年9月,地母洞遗址正式列为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1942年5月10日地母洞洞口留影的珍贵照片
为了向社会大众全面展现这段可歌可泣、波澜曲折的重要史实,更好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抗战爱国主义精神,在省、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通过市林业局的统筹规划、省内外多方文化单位的通力合作,最终打造完成了“浴火文澜 战时书库”项目,其主要组成部分文澜院于2021年12月9日正式面向社会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展板、展品、多媒体配合讲解员的介绍,更加详细、全面的了解到这段由我们贵州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抗战故事。
贵阳市鹿冲关森林公园文澜院全景
放眼世界,中华民族应该是“记忆力”最好的民族,因为我们的文明从未间断,因为我们的历史传承有序,因为我们的精神一脉相承,因为我们的文化绵延至今。即便有一些记忆因为种种原因,会被暂时的淡忘,但终有一日会被人们记起,因为曾经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地方,值得被后世子孙记起。
撰稿:朱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