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元代戏曲作家康进之，在创作的杂剧作品《李逵负荆》中，提到李逵知错就改，将功赎罪，轻易便除掉冒充梁山好汉的地痞流氓时，使用了“瓮中捉鳖”一词。唐代女皇武则天的酷吏周兴，对拒不认罪的犯人，想出投犯人入“瓮”，以炭木四周炙之的毒辣招数。现在问题来了，康先生形容李逵手到拈来斩杀地痞时，为什么不使用“罐”中捉鳖呢？同样，险些被另一酷吏来俊臣以其人之道还治而“请君入瓮”的周兴，为什么是入“瓮”而不是入“罐”呢？

在深腹大口的缸出现之前，古代的罐和瓮这两种器物比较容易混淆。两者均是深腹。但总的来说，罐的开口相对外敞更大，瓮的开口相对内收较小。罐的腹部更加圆鼓，而瓮的体型则相对较深，也就是说，从整体比例看，瓮要瘦高一些。罐主要盛放或烹煮食物，而瓮主要盛水、盛酒。当然，颜师古注释西汉史游《急就篇》中的“瓮”，谓之可盛“酒、浆、米、粟”。故能看出，瓮的用途也比较广泛。而上述两个典故为何使用“瓮”而不是“罐”，原因就是利用瓮小口腹深、东西进入之后难以逃脱的特征。

1987年，贵州兴仁交乐汉墓群开展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时任兴仁县文化局局长袁欣老师，在参与发掘和调查工作中，偶然获知一村民家藏有一件陶罐，系该村民多年前在责任地耕种时刨出，遂到该村民家进行了耐心的文物宣传，并以八角钱将此罐征集，带回县文化局收藏。此罐是一件专为随葬而制作的明器，通高35厘米，口径19厘米，底径20.5厘米。陶胎为灰色，外腹部施酱黄釉，釉色明亮。腹部和肩部，拍印斜方格纹作底，间以凹弦纹两周。这种在器表拍印几何印纹的装饰方法，是汉代贵州、广西、广东等南方地区比较常见和典型的做法。通常这种器型选用的土质较黏，烧制的温度也较高，成器后的硬度也明显较硬。最关键的是，这件器物在几何印纹的基础上，又增加拍印五圈五铢钱纹作为器物的装饰，印纹清晰。这当然是古人“事死如生”观念的反映，但加拍五铢钱纹这种现象，则较为少见，故引起了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们的特别关注，文物价值陡增，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袁欣老师花八毛钱征集到国家一级文物的故事，也成为黔西南州文博界的一段佳话。

东汉五铢钱纹陶瓮 贵州兴仁交乐征集

此前这件器物定名为“东汉五铢钱纹陶罐”，原因是此器口沿敞口未收，沿唇还向外翻卷，开口也不算小。但值得商榷的地方是，整体身形相对陶罐来说，略显瘦高。无独有偶，2003年，广西合浦县风门岭26号墓也出土一件同类型器物。通高51.6厘米，腹径44厘米，口径、底径均为28.8厘米。灰白色胎，敞口外翻。肩腹拍印方格纹，间以弦纹五周，肩部有刻划符号。此器定名为汉代陶瓮。此外，广东南越王墓的外藏椁室内，发掘出土多件陶瓮，高50厘米出头，其中三件器肩部戳印“长乐宫器”四字篆文。长乐宫是汉朝皇帝的居所，显然这是南越王僭越并效仿了西汉中央王朝的宫廷制度。但这些陶瓮的形制，与交乐汉墓征集的“东汉五铢钱纹陶罐”几乎如出一辙。故贵州交乐出土的这件器物，猜测受到两广地区的影响，也是两地相互交流的实证。如果依据南方地区对这类器型的定名惯例，定为“东汉五铢钱纹陶瓮”，似乎更为准确。

陶瓮 广西合浦县风门岭26号墓出土

陶瓮 广东南越王墓出土 图片来源：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

汉代名士贾谊在《过秦论》中，描写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时，言其为“瓮牖绳枢”之子。牖（yǒu）指窗户，枢（shū）指门轴。意思是用破瓮做窗，草绳作轴，形容陈胜家境贫寒。这个故事说明，尽管在一些大墓也出土了瓮，但这种器物在汉代稀疏平常，普通百姓家就有。同时，从其材质也能印证。因为相对罐来说，瓮只发现泥土陶制，没有发现使用其他更高级的材质。《庄子·天地》记载，儒商始祖子贡游历时，见到一个“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的场景，意思是一老翁在菜园平地挖井，抱着陶瓮来回浇水灌地，非常吃力。今天的瓮则大多不再用于装水，取而代之是开口更大的水缸。今天的瓮我们更多称之为坛子，其口小的特征，便于密封不敞气，腌菜最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