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家卫健委发布消息称，“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超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

作为专门为0到3岁婴幼儿提供照护服务的托育机构，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贵州目前已注册的托育机构超过三千家。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家庭强烈的托育需求与托育机构“生意差”形成了供需错位。

托育机构收费高 “带娃”问题难解决

张女士的大宝今年六岁，二宝一岁多，因为孩子的爸爸长期在外出差，家里又没有老人帮衬，她一个人既要照顾两个小孩，还得兼顾家里的建材生意。张女士说：“每天忙得跟打仗似的，如果遇到小孩生病或家里有点大小事，就更忙不过来。”

张女士本想把一岁多的二宝送到托育机构，但咨询了几家后，她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去看了三家，最高的收费每月5500元，最低也要2800元。几乎要花去我们夫妻一个人的工资，经济压力太大了”。分身乏术的张女士只能继续维持现状，“早上送完大宝上小学，再带着二宝去店里做生意，外出办事就用安全带把孩子固定在后座。如果孩子哭闹，就拿手机给她看动画片”。张女士说，自从二宝出生后，她的生活每天如此，“生活的一地鸡毛让人心力交瘁，有时被压得想哭”。

同样是因为没人照看孩子，小孩一岁零八个月时，叶女士本打算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后，自己专心忙事业，但因为收费高，叶女士只能望而却步。“稍微有点规模、有点品牌的，都是三千多到五千多一个月，确实有点高了。开办在小区居民楼里面的那种托育机构价格要便宜点，一千多到二千多的都有，但那种地方很不规范，不放心把这么小的孩子送到那里去托管”。

说起二胎，叶女士连忙摇头挥手道，“我第一胎都应付不过来了，二胎不生了。现在就盼着孩子早点上幼儿园，自己能安心上班。”

在记者采访的多个家庭中，大多数父母都想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但因为价格高，只能放弃。许多家长表示，期望政府部门针对托育机构出台指导价，并且办一些普惠性的托育机构，解决“带娃”难题。

托育机构无证经营 只托不育问题凸出 

在贵阳花果园M区的一套三室一厅的居民房内，是一家家庭式托育机构。约90平方米的房间容纳了16名孩子和5位老师，其中最大的孩子2岁多。记者看到，因为人多地方小，屋内很是拥挤。十多个幼儿正在客厅里玩得玩、哭得哭。同时，该机构存在只托不育的情况，根据课程表显示，记者到访时正是孩子们的礼仪课时间，但实际上并没有按照课程表执行。

根据规定，如果涉及到经营和提供餐食情况，开办托育机构至少需要持有工商营业执照和食品安全许可证，记者在这家托育机构只看到工商营业执照，当问及食品安全许可证时，托育机构负责人面露难色地说，“我们也去办过食品安全许可证，但由于厨房面积太小，只能容下一人在里面活动，所以达不到办证的要求，加上居民楼结构原因，厨房也没有办法扩建，所以就这样搁置了。”

同样是在花果园M区的一楼内，某家庭式托育机构的负责人声称，“会按照年龄对孩子进行分班管理，并且有专业的老师照护，还教授小孩早教课程，每项课程都进行了精心设计。”但记者暗访发现，孩子们都是混杂在一起玩耍，而老师们则在一旁玩手机。

在教师资质方面，这家机构的工作人员专业化程度和资质令人堪忧，六位老师中，两位是育婴师，四位是普通月嫂。在该机构，记者并没有看到开办托育机构的相关证件，对此，该机构负责人表示“该有的证件都有。”但却以不方便拿为由，拒绝展示。

除家庭式的小型托育机构不规范外，中大型托育机构也普遍存违规经营的情况。根据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贵州省早教协会发布的数据，贵州目前已注册的托育机构达三千多家，而符合规定和资质的只有242家，不足10%。

清镇市某中型托育机构负责人说：“现在消防验收很严格，加上托育机构面对的是婴幼儿，因为群体特殊，消防验收很难通过。”为了让托育机构合法化，部分托育机构只能“各显神通”，“没办法只能找点关系，如果凭真本事，消防没有几家能达标。”

托育机构不规范、鱼龙混杂，加之近年来，关于托育机构歧视、体罚婴幼儿的新闻时有曝出。采访中，不少家长表示，对托育机构信任度并不高。

“必须管”但又“管不好” 托育机构陷监管盲区

按照相关规定，非营利性质的托育机构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营利性质的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事业单位的归在编委部门注册。而托育机构的业务主管则由卫生健康部门牵头。

由于审批、监管的部门各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存在一定的壁垒，导致托育机构存在监管盲区，这也为不合规托育机构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贵阳市观山湖区某托育机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我们在工商注册登记后就营业了，但营业几个月才听说要去卫健部门备案，但我们去备案被告知场地不符合要求，备不了案。我们都开始营业了，场地的租用合同也签了，现在被告知无法备案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进退两难，所以没办法，只能冒着不合规的风险继续经营。”

业内人士表示，“现行的托育机构备案制度是事后备案而不是事前审批，且备案也没有强制性。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职能部门也没有强制不合规的企业关停整顿。但如果经营中出现任何问题，监管部门和相关主体都要为此负责，所以造成了职能部门‘必须管’但又‘管不好’的两难处境。”

政策欠精准 应鼓励有能力经营主体进入市场

“托育费一个月2500到3000元不等，对大部分家庭来说已是承受的上限。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入不敷出。”一位托育机构负责人表示。

动辄每月三、四千元的托育费，为什么还会入不敷出呢？贵阳市花溪区万科大都会某托育机构负责人说，“通常旺季托育的小孩50个左右，淡季只有十多个。目前托育机构无论是租用的场地还是水电，都是按商业性质计算，我们一个季度500平方米的房租要花去10万元。还有每月4000多元物业费，每月3万多元人工工资，七七八八算下来一个月开销接近十五万，压力很大。旺季都只能收回成本，所以为了止损，不得不增设暑期培训班。”

事实上，2019年10月，国家就印发了《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对托育机构每新增一个托位给予1万元的补助。

但记者采访中发现，能拿到这个补贴的机构并不多。清镇市某托育机构负责人说，“补助必须是备案登记成功的托育机构，但贵州注册的托育机构有三千多家，而备案登记的只有242家，所以绝大多数的托育机构是没法享受这项优惠政策的”。

业内人士建议，对托育机构的扶持应该落实到人，而不是以托位数为补贴标准。“可将补助给到具体孩子头上，用来冲销孩子的托育费，这样既可以避免一些不法托育机构用作假的托位数去骗取国家补助，也可以实实在在减轻托育家庭的经济负担。”

我国现代托育服务体系从无到有，起步较晚。市场需求走在政策前面，导致在缺乏行业标准、缺少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大大小小的托育机构良莠不齐、野蛮生长，从业人员素质较低、无证经营等问题凸显。

贵州省早期教育协会会长石宇波建议，“主管部门应更加明确职责，加强对托育市场的监管。”同时他认为，“提高生育率的关键是幼有所育、幼有所托，可探索体制内外合作办托育等模式，通过提供场地、减免租金等政府补贴措施，鼓励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化公司开设普惠托育点。”

记者：燕窝 实习生张丹丹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