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先艾，被称为我国五四运动以来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卓越的短篇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2013年，贵州建省六百年，在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举办的"贵州六百年不能忘记的人"系列纪念活动中，将蹇先艾先生列为贵州六百年来的重要历史人物，编入画册。今天，我们来看一篇由蹇先艾先生的儿子蹇人毅写的纪念文章，一同去认识这位不凡的贵州老人。

我父亲生于1906年农历9月12日，十三岁离开故乡遵义赴北京求学，以全科第一名的分数考取北师大附中。由于他喜欢文学，和同班同学李健吾、朱大楠发起了一个小型的文艺团体——曦社，并出版了一个不定期刊物《爝火》。曦社是1922年12月上旬成立的，《爝火》是朱大楠取的名字，用的是《庄子》“日月出矣，爝火不息”的典故，请我的叔祖父蹇季常转托梁启超先生题的刊名。

父亲除了办刊之外，还在学校组织过一些文学活动。那时正好诗人徐志摩从欧洲回国，寄住在石虎胡同的松坡图书馆，蹇、徐两家是世交，因而，父亲能得与徐志摩先生磋磨的机会。借了这层关系，还特意邀请徐先生到师大附中去演讲。当时我父亲和他的同学都是半大的孩子，不懂应酬，一点也没有款待徐先生，所以，第二天父亲去松坡图书馆时，徐志摩还给我父亲开玩笑：“你们这群孩子，连一杯白开水也没有给我喝，给我润润喉咙！”

1929年父亲的诗友刘梦苇患肺病咯血，父亲和几个朋友不约而同去看望他。刘梦苇虽然带病在身，但谈到诗时却豪兴不减，并提议大家合力办一个“诗刊”，大家一致答应，且决定由父亲和闻一多出面去找徐志摩商量此事。徐先生极力支持，并借《晨报副刊》的版面，出版《诗镌》，终于有了《晨报诗镌》。

父亲回忆当年发起《诗镌》的一共是七个人：徐志摩、闻一多、饶梦侃、刘梦苇、于赓虞、朱大楠和我父亲。有人曾经问过他，诗人朱湘是否是其中之一，父亲否定了这一说法。他说：“朱湘是一个才气横溢的诗人，鲁迅先生也是十分赞赏他的，称他为中国的济慈，但我们在创刊之前的集会，他并没有来。”而且《晨报诗镌》第一期出刊后，他马上就和这个周刊脱离了关系，原因是他寄来了他的得意之作《采莲曲》，要求“发”在第一期的最前面，而排版时，头版头条是徐志摩的发刊词，闻一多的诗排在第一篇，朱湘的《采莲曲》排在第二篇。朱湘的自信心和自尊心特别强，知道以后，即“拂袖而去”。

父亲在创作新诗的过程中，还有一位师长给了他直接帮助，这便是当时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任系主任的朱自清先生。父亲将自己1928年写的抒情长诗《童年之别》寄去向他请教，几天后便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中肯定了这首诗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同时，指出诗中是否少一些动人的细节。这位老诗人还谦虚地请父亲对他的诗集《踪迹》发表意见。朱自清当时在诗坛已经是德高望重，还如此谦和，使父亲十分感动，因此，几十年来，父亲一直对他怀着深深的感佩之情。朱自清先生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时，还特别选用了父亲的诗《春晓》《雨夜游龙潭》。

《晨报诗镌》一共出了十一期，父亲在上面一共发表了七首诗：《回去》《江上》《寄韵》《老槐吟》《一片红叶》《春晓》《雨夜游龙潭》。

《老槐吟》写的是北京松坡图书馆里的一棵参天拿云的老槐树，徐志摩先生在《石虎胡同七号》中曾经描写过它，父亲读后也特别以此老槐为题，作了一首《老槐吟》，登在前期的诗刊上，这首诗很得徐志摩先生的赞赏。父亲得徐志摩照顾有加，最早的《朝雾集》也是徐志摩写信给北京书局的出版商李小峰推荐出版的。这封推荐信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辗转到了陆小曼手中收藏，我也是前两年去台湾旅游时，看到展览陆小曼遗物时才发现的。

父亲认识鲁迅先生也是托徐志摩的福，1924年的1月17日，鲁迅先生到北京师大附中作过一次演讲，题目是《未有天才之前》。在此之前，父亲和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曾去函和托人请过鲁迅先生几次，但都因为太忙，没有腾出时间来，这回是烦托徐志摩先生去请的，居然答应了，大家真是喜出望外。

那天下午，师大附中的礼堂里，挤满了听众，除了师大附中的师生外，原来的校友和师大国文系的学生也闻风而至，大家把一排屏风和放在礼堂作阅览的桌子都移走了，座位还是不够，连礼堂旁边的书库都挤了不少人。鲁迅先生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先提出当时盲目整理国粹和崇拜创作的不良倾向，同时也尖锐地批评了那些摧残幼稚的所谓批评家。鲁迅先生说：“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没有什么耻辱。因为倘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可救药的事”。

讲完以后，大家纷纷散去，只有我父亲和几个文艺青年觉得机会难得，不肯把鲁迅先生放走，围着那张讲桌，把长久以来未能得到解决的一些文学上问题，都向他提出来请教。鲁迅先生徐徐作了明确、扼要的回答。临走的时候，还问了每一个人的名字，他锐利的目光，在大家脸上一扫说：“创作上的问题是很多的，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详谈吧！”

几个月以后，大概是五月初的一个晚上，徐志摩送给父亲一张票，去北京协和礼堂参加“新月社”的戏剧晚会，这是为了纪念泰戈尔六十大寿，徐志摩等人专门排练了泰戈尔的剧作《齐拉法》演出，中外人士济济一堂。鲁迅先生坐在前排，他神采奕奕地突然转过头来，发现我父亲坐在后排，和我父亲打了一个招呼。父亲心想，鲁迅先生记忆力真好，居然没有忘记几个月前在师大附中喋喋不休的这个青年。我父亲好几次想到前面去，和鲁迅先生详细谈谈，但因为人太多，又在演戏，不太方便，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1926年3月，父亲和朱大楠商量了很久，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给鲁迅先生，表示了自己迫切的愿望，先生很快回了信，约定3月17日下午两点去他家谈谈。一位文学大师，居然给两个小青年回了信，但是不巧，那天朱大楠有事耽误了一个小时，等赶到鲁迅家的路上，在西四牌楼的时候，看见鲁迅先生坐着车子走了。朱大楠不相信，说：“你看错了吧？未必是鲁迅先生。”等到鲁迅先生家门的西三条，开门的女工问了我父亲和朱大楠的名字，用责备的口气说：“你们怎么没有按时来，大先生等了半个多钟头，还没有你们的影子，才开会去了。”

此次失约以后，父亲的心里很内疚。就是那年八月，在北洋军阀的逼迫下，鲁迅先生南下去了厦门大学，后辗转到中山大学又至上海。这一期间，鲁迅先生也先后两次回北京探望母亲并作过演讲，父亲每次都去聆听教诲，但都没有机会近距离地详谈。想不到也就成了永远的遗憾！关于父亲和朱大楠访问的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日记里这样记道：“下午……往国民新报编委会，朱大楠、蹇先艾未见。”父亲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翻阅1951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鲁迅日记》才发现的。

父亲在早期的习作时，曾经得到鲁迅先生的鼓励，鲁迅先生1935年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选用了父亲的两篇作品《到家的晚上》和《水葬》，并在导言中称赞道：“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贵州的乡间的习俗的冷酷，和出于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景是一样的。”

对于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的评语，父亲认为这只是指出了他初期习作的两个缺点：“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碎事。”但毕竟也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心里十分感激。文学界的一些评论家和研究者，在谈及我父亲的作品时，总爱引用鲁迅先生的这些评语，评论界也众说不一，有的说是对蹇先艾早期作品的肯定和赞许，说他“写出了胸臆”，“隐现着乡愁”，也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才把他列为“乡土文学”作家；也有人认为，这是指出了作品描写范围“狭小”，事情的“琐碎”，且不管这些意见如何，但起码说明了父亲早期的作品曾引起过鲁迅先生的注意。

我曾经问过父亲，评论家的意见到底哪些比较确切？父亲淡定一笑，用平和的口气说：“任他们说吧！也无所谓确切，我自己的感觉，只是一位大作家对幼稚写作者的关心和鼓励，也正因为这样，我才有勇气迈出了文学的第一步。”

“十年浩劫”父亲遭难，有不少人在大批判文章中提到过鲁迅先生的评语，但都给父亲加上了“拉大旗作虎皮”，“借鲁迅先生抬高自己”等不实之词。父亲一直对鲁迅先生怀着崇敬、感激之情，就是在阴霾弥漫的岁月，他也时常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先生作品的英文本。有一次，还用自己仅有的四元生活费，在地摊上买回了自己被抄走的《游仙窟》，此书是鲁迅先生在日本发现、手抄带回国出版的。

1973年，“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父亲从“牛棚”出来，已稍微有些自由了，第一件事就是想去绍兴瞻仰一下鲁迅故居，这也是他好几十年的愿望。那年下半年，他去上海治病，首先就去虹口公园拜谒了鲁迅先生的墓，不久就去杭州看望十年不见的二女儿，旋即转车去绍兴。当时鲁迅先生的故居正在筹备恢复期间，很多文物都未陈列，也没有对外开放。但经绍兴文化局的介绍，纪念馆的管理员听说父亲见过鲁迅先生，而且鲁迅先生还对父亲的作品作过评语，便破例同意安排父亲参观，并热心地作向导。

父亲参观了鲁迅先生青年时与几个朋友读书的屋子，鲁迅父亲的住房、百草园，“三味书屋”等，他看得很仔细，并多次向管理员提出询问。他还在自己的参观笔记里留下了这样一些动情的记录：

“我如愿参观了鲁迅故居，看着他的照片仿佛又来到鲁迅先生的身边，但他故去已经几十年了，我当年失去了和他详谈的机会，这真是终身的遗憾啊！”“参观了鲁迅先生同他青年时代的好友范爱农和几个朋友经常聚会的地方，不由得使我想起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中回忆范爱农的文章。”他还写过三首哀范君的诗。在后记中说：“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也未能释然……，挽诗里看出鲁迅先生对老友的感情是多么深厚。”

“我记得鲁迅先生给他母亲的来信中，就常常提到他不断买些通俗小说寄回家去，满足老人暮年的文化生活。他对母亲的热爱，洋溢于那些家书的字里行间，谁读了不为之动容？”“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对小园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说他们那一群孩子都比较顽皮，常常爬到花台上去摘梅花，或是爬上桂花树去找蝉蜕，有时学生溜出去太多，被寿老师发现后，他就发了脾气，大声叫起来，孩子们又才规规矩矩回到屋里。这使我联想起在故乡遵义的时候，也读过几年‘私馆’，我们对塾师的恶作剧，远远超过了鲁迅先生和他的同窗们……”。

这些没有雕琢文字朴素的笔记，并不是只记录了一次不寻常的参观，而是抒发了一个受过鲁迅先生关心的青年，在历尽沧桑几十年后的一种朴素、真挚的情感，也是一种永久的鼓舞、感激和追忆。

我父亲是1926年由著名作家王统照先生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的，应该说，由那时起便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1937年，日本人打进北京，我父亲选择了离开，决不为日本人做事，于是挈妇将雏，逃难回到贵州。先是在老家遵义任遵义师范学校校长，除了上课外，还经常组织文学讲座。当时班上有三个喜爱文学的青年荒沙、夕云、井卉，他们除了认真听课外，还经常将自己的习作拿来求教，父亲大有“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之意”，对他们倍加热心，送来的几千字甚至上万字的诗歌、散文、小说都逐字逐句修改，对每一篇的选材、布局、结构、人物描写、景物描写、故事情节……都一一提出意见，后来，这些诗文汇为集子《平凡的声音》出版，父亲还为其作序。改革开放以后，遵义师范学校和遵义师专合并，成为遵义师范学院，为了纪念我父亲，还用蹇先艾的名字在校内命名一条路。

1944年，父亲受聘到贵州大学中文系任教，全家迁到离贵阳十七公里的花溪镇静晖村。那年冬天，《贵州日报》的社长方梦苇托贵大文学院院长丁道衡的弟弟丁道谦转请父亲为《贵州日报》编辑副刊。父亲因在花溪，来去贵阳不方便，便婉言谢绝，但方梦苇先生穷追不舍，亲自到花溪家中恭请，且态度十分诚恳，父亲只得答应了。方梦苇同意父亲在花溪看稿、发稿，然后托人带进城，可以不参加报社的一切活动，以免误了贵州大学的课务。

父亲用自己写的一篇文章《一个新的堡垒》的题目为义，给《贵州日报》的副刊命为《新垒》。那时父亲主编《新垒》副刊是很辛苦的，必须经常辗转于花溪贵阳间，而当时贵大中文系的“新文学”没有课本，必须自己编写教材，这已经是很忙了，何况方梦苇先生还嘱咐一次多编几期，以备不时之用。

《新垒》刚出版，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为此，报社负责人建议要他在《新垒》副刊加上“蹇先艾主编”的字样，想以名人效应招来作者和读者的注意。父亲听了以后，很不以为然地说：“一个刊物办得好与不好，并不一定靠主编的名字，而是应该办出特色和风格。”

为了编好《新垒》，父亲曾不遗余力地多方向文学界的朋友发出稿约，以求得支援，连从来未见过面的文学前辈，他也斗胆发出了约稿的信件。一些著名的作家纷纷发来了稿件，就连茅盾也寄来了散文《不可补救的损失》和杂感《贝当与赖伐尔的下场》。

从左至右：孔罗荪、曹禺、蹇先艾、巴金、欧阳山

这一时期，在《新垒》上发表文章的，除了上述茅盾先生的两篇文章外，还有巴金的《第四病室前记》及屠格涅夫的散文译诗；熊佛西的《贵阳三月》《悼谢六逸先生》；沈从文的《作家书简》、散文《田汉到昆明》；艾芜的《逃难杂感》《旅途杂记》和连载小说《月夜》；李健吾的《文艺界的合作》，王西彥的《作家书简•三》；李广田的论文《哲学批评与创作的相关性》，沙汀的小说《范老老师》；臧克家的《谈诗的技巧》《大雪后》；端木蕻良的散文《小小的画面》、小说《复活》，罗洪的小说《牺牲》以及方敬、程鹤西、陈敬容等一批名家名作。

父亲不只是对朋友索稿，他还付给朋友一腔热忱。1944年冬“黔南事变”时，大批文化人逃难到贵阳，由于动荡的局势，生活十分艰难。如：老作家艾芜，挑着一对箩筐进贵阳，一头坐一个孩子，饥寒交迫，真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父亲和艾芜是老朋友，知道他的窘迫处境，心里十分难过，虽无力接济，他采取一个变通的办法，以为《新垒》写稿预付稿费的方法，帮艾芜解除了燃眉之急。后来，艾芜回到重庆后，与朋友提起此事，总赞扬父亲是“挚友，热肠”。他的来信还有“友谊一箩筐”的句子，以示谢意。

父亲不但为《新垒》组稿，自己也动笔写过一批文章：如《中国的雪莱徐志摩——叹逝之一》《巴县作家朱大楠——叹逝之三》《女诗人石评梅——叹逝之四》《红与黑的一位作家记胡也频——叹逝之六》《孤鸿—记刘梦苇——叹逝之七》。这一系列的叹逝文章，都是回顾我国一批老一辈的作家、诗人的事迹，这些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珍贵资料。

蹇先艾与沈从文

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主要担任贵州文艺界的领导工作，由于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比较多，加之“使惯了大刀、长矛（揭露性的文学），对于鼓吹文学（歌颂性的文学）并不得心应手”。因此，发表的文章相对较前是以为数不多，他只出版了两本书《苗岭集》和《新芽集》。另外，也写了一些写作上指导性的文章。但这时他在培养新人、扶掖后进上，也做了不少工作，如：为著名作家何士光的集子作序，推荐石果给《西南文艺》，推荐讽刺诗人罗绍书的诗歌给臧克家，为叶辛和李宽定改稿等。

我父亲的工作虽然做得不够，但党和政府却给了他很高的荣誉。1956年，毛主席在北京怀仁堂接见过他；1960年，周恩来总理在贵阳云岩宾馆时也接见过他，还和他亲切交谈，问起我三伯父蹇先达的情况（因周总理曾与我三伯父为天津南开中学同学）。

1986年，我父亲80岁生日时，贵州省政协、贵州省文联还为他组织了“纪念蹇先艾文学创作活动六十周年”的纪念会。同年，父亲还率中国文艺家代表团，分别访问了加拿大和印度。父亲是1994年10月去世的，终年88岁，他的追悼会开得十分隆重，几乎所有省、市领导和文艺界著名人士都到场致哀，就连北京、上海病中的冰心和巴金都送来了花篮。

1995年后，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和陈建功，委托慕津锋等同志几次到贵阳家中来访，提出搜集保存我父亲的作品原稿、日记、作家来往书信及一切遗物，还专门为我父亲建立一个资料库，以利永久保存。我们家中几个兄弟姐妹极力支持，全部奉献，就连贵州旅京书画大家姚华先生在我父亲结婚时专门镌刻的铜墨盒都一起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1997年底，由北京《中国文学史资料》杂志出面牵线，由我撰写一本20多万字的《蹇先艾纪传——乡土飘诗魂》。2003年，我父亲荣定为贵阳市十大文化名人。2013年，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将蹇先艾先生列为贵州六百年来的重要历史人物，编入画册。

作者：蹇人毅

蹇先艾之子，贵州省著名美术教育家、画家，中国美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贵州省美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贵州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师从著名画家方小石，以异域风情、民族习俗、历史典故、轶事趣闻为创作题材，油画、钢笔画、水墨画皆能，代表作以中国古典文人人物画系列、贵州农村石垒村庄系列著名。曾获曾宪梓教育基金奖。出版《乡土飘诗魂.蹇先艾传》《漫游美术大观》《钢笔画技法》《蹇人毅画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