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华芬丨我的粮校老师，我的人生挂念

一九六四年，我在贵阳六中初中毕业后考入了贵州省粮食学校，成为本校第一届中专学生。学校是从上海迁过来的。学校的校长、老师，包括厨师一共七十多人一起从上海来到贵阳。

学校在花溪上板桥。当我去学校报到时，看见那里就如一片荒地，顿时傻眼了！哪像学校呀？四间红砖的平房就是教室，低矮狭窄的学生寝室挤了四张上下铺，厕所简陋，一间大瓦房便是学校的食堂。在新同学的面前，伤心的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

当时全校只有财务会计和计划统计两个专业，各两个班。我被分配在计统（2）班。我们的班主任姓袁，名大师，个子高高的，大概三十多岁。

开学不久，袁老师就到我家家访。我妈一下子明白了袁老师的苦心，给我说：“我们那个时候很想念书，由于家里穷，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读书啊！不管哪所学校都是学本事的地方。你看老师这么关心你，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才会长本事。”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想法，不好好读书，真对不起我妈妈和我的老师。

1997.5.在贵阳红枫湖和袁老师合影

为了让新同学能尽快适应学校的艰苦环境，安心学习，袁老师组织我们搞了一次很有意义的“忆苦思甜”活动。我们带着锅碗瓢盆到学校旁边的斗篷山上，捡干柴，挖野菜，用石头垒灶头烧火。大家七手八脚，很是热闹。这顿野菜饭虽然不怎么好吃，的确是苦，让我感觉到既新鲜又难忘，也让我心里另有一番思考，想得最多的是父母在旧社会的穷日子，他们常年都是红薯、洋芋、野菜充饥，很少有大米饭吃。我似乎明白了袁老师的用心，比起我们前辈的日子，比起老师们不远千里从上海来到这艰苦的地方，新学校的这点苦算得了什么，是应该好好珍惜这学习的机会。那时候，学校条件很艰苦，劳动课也多。我们在老师和师傅的指导下，用泥巴和干草加工成大块的砖，建干打垒房屋。学校建教学楼时，大家一起搬砖卸瓦，为学校建设出力。袁老师还常带领着我们去学校旁边的砖厂挖黄泥巴，用板车拉去做砖。大热的天，火辣辣的太阳把我们和老师都晒得黑黢黢的。我从未做过这么重的劳动，有老师在我们身边，多了一份安全感，还感觉要轻松许多。

袁老师是上海人，以前没有做过农活。他领着我们在学校的空地上开荒种蔬菜。让我们自己亲手播下种子，细心地经营。眼看着西红柿逐渐发芽，长大，结果，由绿变红。藏在土里悄悄成熟的，胖乎乎的花生米也摆上了学校食堂的餐桌，别说我们有多高兴了，吃起来感觉格外的美味香甜。回想起来，袁老师不仅教我们踏实做人，还教会我们认真做事。

那时候，学校的教学设施虽然简陋，但都有很完善的教学计划，老师们上课严谨认真，对同学们要求严格。袁老师上我们的语文课，他的普通话很标准，板书也写得漂亮。让我特别感受到的是，他每讲解一首诗词或每一篇课文，都会用故事把我们带入意㬌。听他上课感到是一种享受。袁老师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很严格，我们写的作文别说一个错别字，如果字写得不认真，他都不会放过。

有一个周末我回贵阳的家，周一赶回学校上课迟到了几分钟，就被袁老师罚了站。心里在埋怨袁老师太严厉了！但是，有一次我在学校生病吃不下饭，袁老师便给我煮了一碗他家里给他带来的上海面条。我从未吃过这么又白又软又细的面，心里非常感动。袁老师的严厉是对我们严格要求，其实他像我们的亲人一样和蔼可亲，是真心地为我们好。

上我们计算技术课的王翊堉老师什么时候都是一张笑眯眯的脸，性格特别好。第一堂课就教我们写规范的数码字，介绍珠算过级的标准。珠算有八个级别，最低一级是八级。当我看到“珠算八级”达标练习题厚厚的题本时就有些傻眼了，计算数量之多，加、减、乘、除混合运算复杂，而且要在规定时间内做完，结果不能有一丁点差错。我想，能通过最低一级就算走运了，对学好珠算一点信心也没有。没想到王老师教珠算很有一套，首先让我们练习拨算盘珠的指法技巧，练好基本功，然后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熟能生巧，扎实推进。在练习的过程中，不断地给我们提出新的目标，八级，七级，六级，五级……让我们越练越有兴趣。

我们的体育课老师姓唐，是湖南人，虽然很年轻，但在我们眼里他很老练，很专业。学校只有一个简易的篮球场，老师的训练让同学们热爱上了篮球运动，大家的进步很快。课余休息的时候，篮球场上常常是最热闹的地方。当时学校没有条件上游泳课，没想到唐老师把我们带到学校附近的洛平水库去，水库边的浅滩宛如“超级大的游泳池”。全班四十九号人，绝大部分都是旱鸭子。唐老师真是高明的游泳教练，他教我们安安全全地学会了游泳。之后的周日同学们经常结伴去学校旁边的一条小河游泳，事先去食堂打好饭，去游泳回来再享受晚餐。回忆那样的日子真是太爽了，一辈子都忘不了。

在学校里，我慢慢感觉到我们班好像不只有一个班主任，所有的老师们都像我们的班主任一样，时时都在关心着我们。上专业课的李源新老师，年纪和袁老师差不多，胖胖的，说话时轻言细语，虽然他还没有开始上我们班的课，却经常来学生寝室串门问长问短。他又耐心，同学们有什么困难都爱找他。

1995年在遵义拜望刘登银老师

刘登银老师没有上过我们班的课，也不太认识我们班的同学。有一次，我们班有位同学得了重病急需输血，她的家不在贵阳，刘老师知道后便立即赶到医院去帮助，这位同学的病才得以顺利地转危为安。

刘明鉴老师高高的个儿，看上去很严肃，不熟悉的人会觉得不好接近。其实刘老师的心里随时都在关注着我们。20世纪60年代，粮食供应是定量的，有的男同学粮食不够吃，刘老师总是将自己节约下来的粮票资助给一些饭量大的同学。

计算技术课的王翊堉老师家在贵阳，周六上完课，王老师总爱和我们结伴同行回贵阳。周一回学校时，我们天不亮就去省府路敲王老师家的门，一同赶往次南门公交车站，乘坐去花溪的头班车，下车再走三公里的小路。我们边走边和王老师聊天，不知不觉很快就到学校了。几十年过去了，王老师家原来的住地早已变了样，他也不住那里了，但我每次路过省府路，总会想起王老师，想起和老师一路同行的快乐岁月。

当时学校的学生虽然不多，但是课余的活动却很丰富。学生们定期要出班刊和手抄报。班里有文章写得好的、有字写得漂亮的、有画画得美的、有会设计版面的……还有班主任老师的亲临指导，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同学们的能力和积极性。我们班的手抄报和班刊每次都做得非常好。

学校和班里经常开展文艺活动，班上会跳舞的、会弹琴的、会朗诵的、会演活报剧的、歌唱得好的大有人在。每次活动，气氛总是非常的活跃，而且同学们都会忘不了齐声喊：“袁老师，来一个蝶恋花！袁老师，蝶恋花！”袁老师的评弹曲“蝶恋花”，浓浓的上海腔唱得总是那么的有味，让我们百听不厌。还记得我们班还在统计（1）班班主任李鼎举老师的指导下，把去黔南州基层粮站帮助秋粮入库工作的情景编成了舞蹈，在学校的“实习汇报大会”上做了表演，得到了学校领导很好的评价。

老师们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我们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和没有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们都各有各的招，让我们热爱这个集体，安心努力学习。就在花溪上板桥那没有大门，也没有围墙的学校里，我们学到了文化，学到了知识，得到了锻炼，大家都慢慢成长起来。

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在粮食部门工作，最初领导分配我在县城粮店搞营业。上班的第一天我就和算盘打上了交道。看到排长队等候买粮的人，我就有些心虚。销售的数量、粮食搭配的比例、不同品种的单价和等级……都要快速算出结果。算盘珠子拨错一颗，销售凭证就错了，收款员收到的款也会跟着错。没想到第一天就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让我最先想到的是，要感谢教我们计算技术课的王老师哦！后来，终于有机会实现了这个心愿。

1986年在南京拜望王翊堉老师和师母

1986年，我和同学尹虹去南京粮食学院拜望了在那里任教的王翊堉老师。

在县粮食局工作多年以后，我有机会回到了母校任教，学校早已从花溪上板桥搬至贵阳市美丽的河滨公园旁边，已改名为“贵州省贸易经济学校”，现在已是国家级重点中专和全国重点建设示范学校。我又和老粮校的一些老师见面了，他们年轻时来到贵阳扎根落户，把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贵州的教育事业。学校的快速变化和发展，离不开他们的奉献。

当年老粮校那些从上海来的老师，大多已不在人世，他们把自己一生的心血都献给了我们的学校。如今还在学校离退休党支部的有：吴希彭、秦惢贞、高文溶老师。

老粮校64级计统（2）班同学和老粮校的老师们合影（1997.5.2.）二排左起：5.李鼎举、6袁大师、7.黄斌、8.时任校长赵宗能、9.刘怀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