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美食和美景相伴，旅途和人生都难称完满，有机会的话，最好不要错过。在“逛吃贵州”的青绿山水、寻常巷陌，有一个看得见、遇得到、闻得着、吃得上的贵州等你来。

看到眼馋处，便是出发时。

贵阳涨端午水，是我们打小就熟悉的俗谚。只能说诚不我欺，今年雨水之丰沛，似乎还远胜过往。端午之前，断断续续下了半个月的雨，且还是续多断少，每日要路过的花溪河，单靠目测也能感到水位有明显上升，六月三日，农历五月五，鄙人供职的贵阳孔学堂一期在闭园维修将近一年后，终于重启，结果不出所料地，头天凌晨开始下雨，近午未歇，扎扎实实感受了一把贵阳涨端午水的威力。

年齿渐增，对于节日的期待也慢慢下降，但端午的粽子还是个我爱吃的东西，应该是去年就曾经写过，有个我家楼上的邻居苏大姐，手艺极佳，她亲手所包的福建烧肉粽，是我近些年所吃的最佳，“年年馈之，不折不扣的中国好邻居。台湾人沿袭闽省的粽子做法，……馅料讲究，带皮五花肉、鹌鹑蛋、香菇、莲子、花生、红豆……丰富无比，煮熟后混融一片，鲜美无比”。

福建烧肉粽

今年却错过了，前不久遇到苏大姐的女婿小陈，他告诉我，因为疫情影响，岳母回老家后一直没敢外出，估计暂时还得待一段时间，“我老婆还没学会包，大家都吃不到咯”。

听闻此言，不由得一阵失望袭来。没想到的是，隔不数日，小陈晚上忽来敲门，拎着一提十来个粽子给我，说是岳母做不成，好在同楼的福建亲友还有会包的，知道他们家今年没家乡粽子吃，特地送来，“搞不好比我岳母包得还要好，这个人以前是开馆子的大厨”。

包粽子

道谢不迭，自不必表。到十二点多，稍有饥意，赶紧蒸了一枚试吃。我得说，味道是好的，但跟苏大姐比，有差距，里面的馅料不够丰富，没有鹌鹑蛋和莲子，一块五花肉也欠入味，加上红豆太多，吃起来有点抢戏。当然，这是吹毛求疵的要求，甚至有可能仅仅出于对苏大姐的感情，对第一次吃到的福建烧肉粽的记忆，导致稍有差异，便妄判高下。

说起来我家住的这栋楼很有意思，上上下下一百五六十户，福建人至少三几十家，上上下下，慢慢有几家熟识。他们讲，多是同乡甚至有亲戚关系，外出谋生，因地缘和血缘而抱团，买房子买在一起，也有个互相照应的意思在里面。

这种同乡同业同居的现象，在中国的传统里常见。我外公是宁波奉化人，自小在上海当学徒，做皮革生意，后因抗战爆发，一路逃难到西南，最后定居贵阳。经历公私合营等等历史变迁，但一辈子都在商业系统工作，直至退休。而当时贵阳市工商界的好些重要人物，好像也多是宁波人。记得幼时听外公回忆旧事，说是同业的师徒传承乃至行业同事，多为同乡，彼此帮衬扶持，内部有严格的行规和信用，部分也就建立在这种地缘纽带的信任上。

我后来读到沈昌文沈公的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忆及自己少年学徒的经历，跟外公的摆古几乎可一一印证。此老祖籍也是宁波，父亲吃鸦片早逝，弄到倾家荡产，他十三岁就到上海银楼当学徒，在底层讨生活，甚至可能很早就塑造了他的商业本能以及知人阅世的眼光，间接帮助他在夹缝中讨生存，且居然也扎扎实实趟出了一条路来，在那个启蒙的时代开创出一番了不起的事业。

《也无风雨也无晴》

中山大学的吴重庆先生是福建莆田人，著有《孙村的路：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一书。我几年前跟他认识，稍一接触，便感到吴兄是个有问题意识、关注乡土的真学人，他在书中写到自己的故乡“孙村的‘打金’业，作为‘同乡同业’经济和非正规经济的一种业态，在主流的、‘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话语体系里，也一定是被视为不入流的、落后的、边缘化的经济形式。……在目前铜墙铁壁似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大概只有从‘界外’，从另类的经济实践中，方可获得突围的可能与机会”。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同乡同业”的力量，牵引了多少普通打工人和生意人在异乡打拼，把话说得绝对一点，没有这些外乡人提供的各种服务，哪来城市的正常运转，如果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导致他们黯然返乡，对于个体和城市的影响，都会非常深远。

《孙村的路：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

扯远了，我自己对于肉粽子的特殊偏爱，其实也跟外公外婆的影响有关，要知道，宁波人也是爱吃肉粽子的。但无论此乡彼乡，中国人都眷念粽子的滋味，无论甜咸荤素，无论白粽肉粽，我们对于端午节都有着同样的盼望和祝福，愿消除疠疫，人民安康，早一天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