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我自参加区政协文史资料的采写工作时起，就与地方文史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我参与了市文物志、地名志、区党史资料、区志等地方史志的编写，得以与文史前辈黄炜、陈福桐等老先生结识，并在长期的交往中积下了深厚的师友情谊，展开了一段忘年之交。黄、陈二老已相继辞世，每每谈论着先生之美德、先生之恩泽，不甚依依惆怅也。现将我与黄、陈二老亦师亦友的文史情缘杂记于此，卿以寄托一片深深的哀思！
1987年初，我在区文化馆当文物员时，参加《中国文物地图集》贵阳市部分的普查编写工作，经常到贵阳文昌阁市文管会去开会，在会上见到何霞辉、赵西林、王燕玉、王萼华、黄炜、曹剑辉等领导和专家。经朋友介绍，我与年过花甲的黄炜老先生结识。在几次聚餐摆谈之后，我怀着忐忑之情开口向黄老索要“墨宝”。不几日，朋友将黄老书写的一幅鲁迅诗作送到我家中。后来，黄老受聘到《贵阳工商报》任主笔，我也常到报社听黄老摆“筑城旧闻”，晚了就到黄老蜗居在报社附近少年宫后面的一栋即将撤迁的二层楼住宿。
1990年春作者与黄炜老先生(右)摄于贵阳工商报社
那几年，黄老的身边聚集着一群到贵阳“闯天下”、有一定才华而没有端到“铁饭碗”的年轻人，黄老根据其能力分别安插到报社做记者或到报社印刷厂做校对等工作，大多数时间大家聚在一块同吃同住，黄老之“家”即是餐馆又是旅店，可谓热闹非凡。当时，大家都戏称黄老为“丐帮帮主”。在黄老的热心扶植下，当年投奔于黄老门下之弟子，如钟吉刚、钱诚标等人顺应改革开放浪潮乘势而起，如今已成为各行业出类拔萃之才。
黄老，名炜，字石生，贵州贵阳人。1923年12月出身于贵阳的一个仕宦家庭，其祖父黄卓元历官清末的翰林院侍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晚年致仕还乡而讲学于贵山书院。为官有德政，在乡有善举，且擅长书画，造诣极深。其父黄时卿，早年就读于何应钦任校长的贵州陆军讲武学校第二期，与何的胞弟何辑五同学。民国军阀混战时期，黄时卿曾任黔军少将级团长、贵州省政府秘书长，后来病逝于赤水。
20世纪30年代末，黄老就读于贵阳师范学校。这位头罩“学士之裔，将军之子”光环的热血青年，在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谢凡生(贵阳县委书记)等人的领导下，参加地下党组织和领导学生爱国救亡活动。在“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共高潮前夕，贵州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黄老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送中统秘密监狱“贵阳屋顶花园”关押，转入“贵州战时青年服务大队”(集中营)接受“教育感化”。他当年相许终身的女友陶生民亦因同案入狱，最后被迫害致疯，未能成为眷属而遗恨终生。黄老在狱中遭受国民党特务的暴力酷刑，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被特务视为“顽固不化”之人。据说在黄老并不知道的情况下，家人使钱打通关节，并代为拟写“脱离共产党声明”(这是黄老新中国成立以后说不清楚的所谓“叛徒”铁证)，将其刊登在国民党的报纸上，黄老始得走出集中营门槛。
之后，因家庭故交——国民党元老、省参议会议长平刚，以及贵阳市长、省建设厅长何辑五，国民党正直人士梁聚五、谭克敏等社会关系，步入报界。在其报人生涯中，爱憎分明，尊重事实，利用自己手中的妙笔，巧妙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并利用反动集团内部矛盾而逃过军统特务的迫害。
黄老先后担任《贵州工报》主笔、《民族导报》《新世界晚报》总编辑。并担任中国劳动协会贵州分会(筹备)书记、省文艺写作协会总干事、省绥靖公署军中文化委员会委员(这是所谓“国民党文化特务”的依据)等职。
国民党即将垮台，省主席谷正伦在逃离贵州前夕，临时增补黄老为“贵州全省勘乱剿匪宣传委员会”委员。正是这一顶刚戴上而末享受一点味儿的“官帽”，导致他新中国成立后变成国民党“战犯”而进入监狱，直到70年代最后一批特赦“国民党战犯”才获得自由，成为乌当奶牛场的一名旧职人员。
黄老终身未得婚娶。在其蜗居处，我还看到了光绪帝给其祖父黄卓元的“圣旨”及黄卓元的几页手迹。据黄老说，如果不是当年将其带入监狱，这份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就难以保存下来，也许将葬身“破旧立新”的火海了。后来，黄老将这件“圣旨”捐给了文博部门收藏。
1987年11月，文物地图集普查编写任务完成后，我获得省文化出版厅、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表彰，黄老亦忝列表彰名单。市文管会接受《贵阳市志·文物志》的编写任务后，我又从区文化馆借用到市文管会参与文物志的撰写工作，黄老被聘为文物志的编纂。因此，我与黄老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晚上就借宿在黄老“家”中。黄老在谈到他的家世及两次入狱的经历时，总是谈笑如故，显现其豁达包容，随遇而安之态。但特别是谈道两次监狱管教人员的故事，第一次狱中难友中共地下党员熊大瀛的乐观、坚强的斗争精神，及第二次狱中的难友国民党将军何知重等人的尴尬情形，说得绘声绘色，令大家时而肃然起敬，时而捧腹大笑。
自与黄老交往后，我撰写的文史稿件都先送给他审阅斧正，并从中获益匪浅。黄老经常笑着对我说：“我是一本贵阳的破字典，随时都欢迎你来翻来问啊……”。亦因黄老的关系，有幸结识了先生故交胡先礼、王天石、张心正等老一辈饱学之士。
黄炜先生书赠作者横幅
黄炜老先生题赠作者书页
2001年6月，黄老驾鹤西去，陈福桐老先生代表省文史馆诸友为黄老撰写了一副对联：“忠实报道世态民风，有功文献；热心扶植青年后进，无愧人生”。就是对黄老一生“两度报人，两个境界”的写照。黄老生前，老书法家张星槎曾书“是名记者自风流，惟大手笔能本色”一联赠之；黄老逝去，此联镌刻于墓碑。
黄老工词善书，但他却自谦“余喜词而不善词，喜书而拙于书”，在文史馆内不显山露水，鲜为人知。馆友中只知他是一个资深报人，却不知道其诗书功底。黄老去世后，得知省文史馆拟编选出版馆员诗词楹联时，我即将黄老书写给我的几首旧词抄送陈老阅看后，随即编入《黔馆诗集》之中。
2004年11月作者与陈福桐老先生(右)摄于省文史馆宿舍
我认识陈福桐老先生比黄老约晚一些。1987年底，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我从区文化馆转入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即区方志办)任资料编辑。为方便旧志资料的查阅，区志办的同事得知省志办资料室藏有一套《贵阳府志》复印件，我和该同事到省志办找到时任副总纂并主持工作的陈老，提出借府志复印件再复印一套的要求，没想到陈老一口答应了，并带我们去资料室借取。复印装订完毕后，我们商量着如何感谢陈老，决定从资料费用中拿出300元钱作“红包”送到陈老的办公室。当我们说明来意，并把“红包”送到陈老的办公桌上时，陈老开始还笑容满面的脸一下子严肃起来，坚决拒绝收取，并说：“你们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一套？你们这些年轻人不能这样做，还是把精力放在工作上，我就很高兴了！很满足了！”。陈老虽拒收“红包”，却没有厉声斥责，令我们十分羞愧。自此，陈老在我们心中就留下了热情而又严肃、坦诚而又认真的印象。
后来，我将与陈老的这一接触印象对黄老说了。黄老笑着说：“你们不了解陈福桐，他是一位多灾多难的老夫子，很有才气，亦有傲骨，我和他就很熟，他是一位很随和通达的人”。
我离开区志办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与陈老见面了。1992年春夏间的一天，我到黄老新迁居的大营坡万江小区去看望老先生。听黄老说陈老前两天才到他住的地方玩，还能喝半斤白酒，身体硬朗。陈老喝酒而不吸烟，而黄老吸烟而不沾酒，互不相陪。这次两位馆友相聚，黄老将其祖遗的光绪“圣旨”请陈老帮忙辨识，并由陈老将其汉文部分抄录、标点下来。我看着陈老工整清秀的小楷抄录件真有点爱不释手了，并对黄老说：“我想求陈老写一幅字，装点一下我家寒舍。但又不好开口，烦请黄老代为转托”。过了几天，我再次到黄老家中，黄老说：“你托我的事办好了！”并随手拿出陈老书录的明人吕坤“男儿八景”展示出来，连连夸赞“这幅字写得好漂亮”。陈老书赠我而谦题为“同志补壁”的条幅，是先生借古人箴言对青年人的勉励。自此以后，凡有陈老书赠不再署题“同志”而改题“贤契”了，也许是黄老把我作为弟子推荐给陈老之故吧。
陈福桐老先生，字梧山，贵州遵义人。早在1979年就参与省文史馆的恢复工作，并参与创办《贵州文史丛刊》和贵州业余书法学校，他于1983年任省志副总纂，1991年受聘为省文史馆馆员。而黄老则是1994年受聘为馆员，与陈老成为馆友。
黄老曾对我说：“一省或一郡之志虽为官修，但都是由地方长官聘用德、才、望三者兼备之人作总纂，清代贵阳府志之周作楫、民国贵州通志之任可澄皆如此；总纂不一定是达官显贵，但必须是一方之鸿学硕儒。而陈福桐担任斯职，是最适当不过的人选。如今，省志总纂变成了一个行政职官，不问其人道德文章、知识才能、众望所依是否具备，谁都想安排自己的人来当这个‘官’，谁也想来做这个‘官’享受行政级别呀！陈福桐这样有傲骨的人还会去这样的‘名利场’争这样的‘官’当吗？因而陈老拂袖而去，又回到了文史馆”。听了黄老这一说，我从心底更加崇敬这样有骨气的老人了。
黄炜致陈福桐手札
黄老去世后，这本“破字典”无法再翻了，我就转投陈老的门下去“叩门问典”。在黄老的灵堂，陈老与省文史馆的王任索等人送来了那幅挽联，我与陈老再次见面交谈，并留下了陈老家中的电话。我虽然离开了史志部门而从事金融工作，依然“挖”一点“自留地”(地方近现代史研究)，陈老自然成为我“问道”的导师了。从此，我到贵阳去开会或办事之暇，都会踏入陈门与陈老“摆龙门阵”，听陈老谈“遵义故事”“沙滩人物”“六千举人七百进士”及“治学心得”等等。
在陈老家中，碰到刘学洙、史继忠、侯绍庄、杨思藩等省内知名学者及老画家，亦与陈老弟子厐思纯等人熟悉起来。陈老的子女很热情，我一进陈老家门，她们都会捧上一杯热茶后随之退去。天长日久，我与陈老的长女小松、三女小春及在陈老家帮忙的小毛逐渐变为成老熟人，成为陈府的常客。我的一些“同好”之友，因慕陈老贤名，亦由我带入陈府，得沐陈老“春风”。在陈老的接触与言谈中，没有感受到一点“文人相轻”之气，而展现出的是一道“文人相亲”之神，其他夫子则相形见绌也。
我在整理李仲公、李侠公两位老人的资料时，得到了陈老的具体指导和帮助。陈老不顾耄耋高龄为我做了查字典、辨手稿等大量的“活路”（特别是辨认李仲公诗稿手迹费了很大的劲），并题写了“李仲公先生诗存”等书签。陈老为弘扬贵州历史文化，不竭为乡贤列传存史，其有胆有识、不避褒贬、求真探实之治史精神和品德，令我们这些晚辈后学感动和敬佩！
文集《晚钟出谷》
陈老的诗集《龙山呤》、文集《晚钟出谷》出版后，陈老亲自送我几本。他的朋友故交出版的著作，如果多有一份，陈老都会转予给我，因而在我的藏书中有一部分是陈老赠予的，如黔人石果的《沧桑曲》、张嘉森的《老残回忆录》、龙先绪的《罗剑僧传》及点校的郑珍诗集，厐思纯的明清举人、进士、入黔官员系列专著等等。陈老除赠送书籍外，还将故友书法家易水寒书赠他的诗作转赠我，嘱我妥善珍藏。我乔迁新居，陈老书题“颂黄齐老”诗一幅及书室“江海咸归”斗方赠予，令我蓬荜增辉也。据省文史馆的好友俞菲告诉我，陈老给我写的那两幅字算老先生的“绝笔”，陈老为我写下这两幅字后就一病不起。因而，此两幅墨宝更加弥足珍贵。
陈福桐先生书赠作者横幅
听说陈老受凉感冒，本想是点小感冒住几天医院就好，谁也没有料到会越来越严重。我到陈老家去拜望老人，才从友人口中得知老人病重消息。随即，我与友人一同赶去医院，与陈老见上最后的一面。此时，陈老已不能说话，还在病苦地与病魔搏斗着。次日下午，王任索打电话给我说：“老人家走了！”我随即赶到医院、再到景云山参与老人的守灵及葬礼活动。老人家走了，世寿93岁。老人虽然“一生独醒受其困，百岁长眠是所安”，却给我们留下“洒泪送灵多不忍；叩关问道已无门”的伤感……
作者：李峰，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