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旧府县志《艺文志》中的诗词部分，大多为官员文士咏山吟水或宣扬德政之作。道光年间任思南知府的郭鸣高就不太一样，他用五言古诗形式作临别赠言。
先简单介绍一下郭鸣高其人。
郭鸣高(1774～1842) 字行祥，号怀莪，又号蔼士。福建德化县人。清嘉庆十五年(1810)庚午科乡试中举，二十四年(1819)己卯恩科殿试三甲第55名同进士出身，谕旨分吏部学习行走。道光九年(1829)授稽勋司主事，十一年（1831）补授文选司员外郎；十二年（1832）四月著记名以御史用；十三年（1833）署理江南道监察御史，转掌陕西道监察御史。
在御史任内，郭鸣高所奏多切中时弊，如道光十三年（1833）奏请审理案件，应依时限断结，谕旨“著通谕各直省及在京审理事件各衙门，于一切大小案件，务宜遵照例限，随到随审，随审随结，毋使囹圄久禁，致生他虞，以慎刑狱而绝弊端”。道光十四年（1834）奏请各部院衙门引用旧案，请定章程，以杜弊混。
当时，于乡试正科之外，增设的选拔一科，积弊甚多。郭鸣高上奏饬禁选拔积弊一摺，说向来福建省每逢选拔之时，教官办理册卷，则向殷富之家索取多费。又分正拔、帮拔名目，正拔请人代作文字，而帮拔之人，则以草率完卷。学政见参加考试人少，恐难充数，每不认真考察，所拔多系豪富乡绅子弟。道光觉得“闽省积习如此。恐他省亦所不免。”谕旨“其有文行出众者。照例举优。并严查枪代各弊。”所谓选拔即拔贡，由各省学政考选本省生员，择优报送中央参加朝考；选拔最初无定期，乾隆七年后定为每12年进行一次。录取名额一般为每府学二名，每州、县学一名。
道光十六年(1836) ，郭鸣高京察一等著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外放任贵州思南府知府。郭鸣高“性醇正，恂恂若书生”，到任不久，就设立思南营义学，设馆于城塘，训练营伍子弟，“每岁营给修金十六两”。十八年（1838）捐俸六百两重建城东中天塔，“与计偕者赠以资，人各三十金，士林德之”，郭鸣高离任后，由各任知府续建竣工；天后宫于嘉庆十七年（1872）由福建商民公建，郭鸣高添设对厅、廊房。
思南旧貌
经济学家张仲礼曾说，短暂的实际任期，“使任何一个地方官都难以熟悉本县，也减少了他对任何计划的兴趣，因为他在任期内看不到结果”。郭鸣高在任期内，虽然路途艰险，还是尽力巡视地方，了解县情。不过，在思南满打满算也只有三个年头，就是有施政方案，恐怕也没有时间实施。道光十八年(1838)，郭鸣高就因病离开了思南。临别时，作了一首五言古诗《留别思南父老》。原诗如下：
“我是识字民，与尔最相亲。顺则安畊凿，何分黔与闽。一朝来守土，为尔长官身。谊虽分上下，情犹洽比邻。勿矜我尊贵，我意实温醇。勿谓我严肃，我心本宽仁。尝忧尔地瘠，省方亲游巡。凸磐凹kan杂，羊肠兽禸皴。叠崖绵数里，石刺齿鳞鳞。轻篼不敢坐，彳亍逐步踆。缚腰系儓背，傔从惊失神。涧底淩山顶，卯初历尾申。行行日见遌，屈指已经旬。嗟哉此山土，难得三分真。石缝错瓯窭，天上铧嶙峋（犁田曰铧）。又有下五里（地名），不能种小春（二麦诸豆及荞谓之小春）。qiao yao锄包谷（蜀黍谓之包谷）， 都在白云垠。稼穑本大利，积谷堆圆囷。平畴不可得，颗粒自艰辛。非关尔农窳，都由地力迍。无怪下游郡，惟我民最贫。尔商权子母，水陆阻通津。锱铢计微末，安能积宝珍。尔工所居肆，旊簋共篾筠。既无舟车制，谁斲轮扁轮。嗟哉物产薄，无策可咨询。古有司农吏，亦有司稼臣。圣贤商富教，家给民可新。姑就此间俗，为尔略指陈：穜稑称大谷，先后粪宜均。杂粮随高下，窏zhe亦可堙。荒山有片土，隔岁芟嵏薪。烧灰成粪壤，火畊土化纯。畸零无旷土，丁力戒因循。雨旸苟时若，数口两餐匀。布学印江织，衣可免悬鹑。食衣略见足，更当讲人伦。弟兄叔侄辈，骨肉恩义谆。勿因小嫌隙，一家成越秦。中表皆故戚，后家是旧姻（妻家谓之后家）。尤宜敦孝义（和好谓之孝义），细故勿狺狺。公堂有刑法，原以惩顽嚚。想尔构讼日，忿气不能伸。我有消气散，服之不生嗔。但须一味忍，能忍气自淳。更能学百忍，何事不訚訚。试思法堂上，怒骂鞭扑频。此时不敢忿，只自悔无因。若使能知忍，忿气早消泯。我今将去尔，我语尔其遵。毋忘我教戒，自是太平人。”
诗中有好些生僻字，我这个“一指禅”在电脑上打不出来。这首诗对当时思南的地理环境和百姓生活状况，作了形象的描述，还从农业生产到为人处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算得上是个有心人。
他开头就申明：“我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从福建来思南当官，虽然有上下之分，感情上就好像邻居一样。不要以为我有官架子，其实我本心仁厚宽恕。我看到思南这个地方山高坡陡，土地贫瘠，心中实在忧虑。然后谈起在寻访途中所看到的景况：到境内巡访，一路上不是突出的磐石就是深凹的洞穴，经过的路也是羊肠小道和野兽的足迹。连绵不断的石山，裸露的石头好像牙齿一样。滑竿也不敢坐，只好走走歇歇。有的地方还要人背，得用绳索绑在仆人的背上，把随从都吓得够呛。清晨从谷底爬到山顶，已经是黄昏了。这一路都是遇见令人提心吊胆的，一晃就十来天了。”
郭鸣高诗中所描述的思南的地理状况，在稍晚两年撰写的道光《思南府续志》也说：“郡城处万山中，层岗复岭，求十里平原不可得。”
郭鸣高对思南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和贫困的百姓生计十分感叹：“可叹这些山上，称得上是土的，最多只有三分。在高高的山上，犁耕石缝里的一小块田土。有个叫下五里的地方，不能种麦、荞及豆类，只能在高山不平的地方种包谷，就像种在云边上。本来农业搞好了，仓屯便能装满粮食。这里因为缺少平地，种点粮食实在太辛苦。不能怪农民懒怠，是地理条件太差了。所以贵州下游各郡县，就数思南百姓最穷。这里的商人想筹点资本做生意，水路陆路都不畅通；分分钱都要盘算，哪里做得成大生意呢。这里的工匠铺，无非是些瓦罐竹器之类。就像不需要造舟车，哪里会有轮扁这样的大工匠来做车辆呢。”
雍正时鼓励垦荒，据乾隆《贵州通志》载，雍正四年至乾隆四年，思南府新垦9738亩。道光《思南府续志》说：“若百年前尚有未垦之地，榛艿蒙密，灌莽纵横。今则山巅水湄，殆无旷土。”也就是郭鸣高诗中所写：“石缝错瓯窭，天上铧嶙峋”，高山上只要石头缝里有点土，都设法种上。他看到在高山不平的地方种包谷，正如《思南府续志》所载：“山农则锄戴石之土”杂种包谷等作物，有说是“穷者终身粮”。可见玉米在道光年间在思南已广为种植。正是由于玉米等旱作物的强烈适应性，使得人们向原本不宜种植粮食的山地开荒。不过，《思南府续志》在“田赋”中也无奈地说：“思郡幅员五百余里，举阖郡赋入成数，曾不若大省大县十之一，由地瘠使然。”郭鸣高写的应该是接近实际情况的。
自己又无力回天，郭鸣高只好出点主意：“物产既薄，又没有专门的官员来咨询想个办法，只好我来出个主意：种早稻晚稻之类大季作物，粪肥一定要适时施匀。杂粮类可以种在不同的山地，低洼湿地也可以填起来种。荒山上的土，隔一年把灌木杂草烧掉，草木灰就变成肥料，生土也就成熟土了。零零散散的土地都利用起来，务农千万不要死守老办法。这样一来，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成，一家人的粮食就基本解决。还可以学印江人种皮棉纺纱织布，免得身上披筋筋挂缕缕。”虽然这些道理可能老农都晓得，但也算是郭鸣高的真情吧。
毕竟“恂恂若书生”，最后又回到伦理教化：“衣食有了着落，就要讲伦理道德了。弟兄叔侄都是亲人，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反目成仇。姑表亲戚，老婆家的亲戚，尤其要和睦相处，不要斤斤计较。更不要动不动就上诉衙门，律法主要是用来惩治坏人的。我有一个‘消气散’处方，里面主要的一味药叫‘忍’。能忍，气就平顺，如果能做到事事忍得，就显得谦和而又明理。你想想看，一旦提起诉讼，到了大堂上，县太爷拍桌吼骂，衙役时时挥着板子鞭子，这时候你悔都悔不赢，还敢有忿气啊。早晓得忍一下，也不至于来这里受恐吓。
我马上就要离开思南了，临行前说这番话，希望你们听进去，这样就可以做一个太平人了。”
清代衙门审案
后面这一段涉及伦理道德的诗句，大概是因为清代民事纠纷数量不少、影响不小，不仅加重了州县官的审理负担，而且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生产和生活。乾嘉时期善于理讼的汪辉祖，其在知县任上的四年时间里，几乎每日都坐堂理讼。所以郭鸣高希望老百姓“食衣略见足，更当讲人伦”，“细故勿狺狺”，不要动不动就上诉衙门，尤其是家人亲戚，要和睦相处，“勿因小嫌隙，一家成越秦”，也算是苦口婆心吧。
郭鸣高因病辞官回到家乡德化后，著书立说。道光二十九年(1849)，捐一生薪俸所积银4000多两，置田百亩，以田租助全县学子赴考。为防止族亲侵吞义产，并规定凡本族人不得直接掌理义产，只任监事。至民国期间，改为高中以上学生助学粮。县人仰其盛德，于县衙旁建祠祀之，名“崇义祠”。
他还捐资于世科村“乾美堂”祖厝设立塾馆，延师教学，惠及族人世代子弟。民国初年，废私塾办学校。族人为纪念他的业绩，借“厚乾堂”祠宇创办“鸣高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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