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志】

安顺境内的汉语方言，是贵州话黔中方言的组成部分。贵州话隶属于北方方言区的西南官话。根据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特点（主要是语音），贵州话可以分为几个次方言，黔中方言是其中之一。黔中方言形成于明清时期。在以往的方志中，关于本地方言的记述往往只着眼于少量方言词语及俗谚，对于语音、语法的特点概无记载。因此，明清以迄民国各个时期本地方言的具体面貌已经难以全面准确地考察和说明。有鉴于此，本志在语音、语法方面主要根据现代安顺方言进行描述，词汇方面则以现代方言为基础并参酌前人之记录。

安顺方言的形成和发展

安顺话隶属黔中方言，它与邻近的贵阳话在声韵调系统上有共同之处，但也有个别而明显的区别。比如前述安顺话中古入声字“不（bū）”字的变调，贵阳话中就不存在。又如中古音里全浊声母的上声字（“去是近妇旱助共谢树”等），在现代黔中方言里一般都说成了去声（与普通话相同）而在安顺话中“去（qī）”字和“是（sī）”字却例外地说成了阴平。所以，“不”“去”“是”的说法无形中成了区别安顺话与贵阳话的一个明显标志。安顺话说“去（qī）不（bú）去（qī），来（lái）不（bū）来（lái）”，贵阳话说“去（kè）不（bú）去（kè），来（lái）不（bú）来（lái）”，安顺话说“是（sī）不是（sī）”，贵阳人说“是（sì）不（bú）是（sì）”，听这几句话就可以区分是安顺人还是贵阳人。语汇方面，安顺话与贵阳话也存在一定的差别，比如带描述成分的四音节形容语（“黑摸地洞”“眼屎巴沙”之类）安顺话比贵阳话为多，有的只见于安顺话。语法方面，贵阳话中存在一种特殊“把”字句（“杯子把打破”“人些都把走光呕”之类），这种句法也见于靠近贵阳的清镇和平坝话，而在安顺话中则不存在。

安顺境内的汉人大多是历代移民的后裔，因而安顺方言的形成发展与历史上的移民密切相关。明初设卫所驻军屯田，这是首次大规模移民进入安顺境内。咸丰《安顺府志》：“郡民皆客籍，惟寄籍有先后。其可考据者，屯军堡子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当时之官，如汪可、黄寿、陈彬、郑琪作四正，领十二操屯军安插之类，散处屯堡各乡，家口随之至黔。”黔中屯堡方言的形成当肇端于此。屯堡话雏形的面貌如何，今天已经难以详考。但我们知道，明初入黔驻防屯垦的军人和随军家属，原籍多为江南，迄今有不少地方的屯堡乡民称自己的祖上是南京人。据史志和家乘资料所见，此“南京”“江南”的范围实际包含今江苏、安徽及江西、湖北部分地区。“江南”而外，当然还有人来自其他地区，如中州、关中等地。其时屯堡区域的军民方言芜杂，相互间的言语交际必然有赖于一种大多数人会说或能够听懂的语言，这就是征南军中所通行的“军话”；而这种“军话”的基础，正是当时的“南京话”。据有关研究，明初作为政治中心的南京，其方言正处于向江淮官话的过渡之中，它的语音体系是以中原雅音为基础，同时融入了一些江南方音的特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的“南京话”不仅成为安顺屯堡方言形成的底子，而且是明代通行全国的“官话”的基础方言。有学者指出，明清的“官话”，起初是以南京话为基础方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改为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以“南京话”作为基础而形成明代“官话”的时期，也正是安顺屯堡话逐渐形成和定型的时期。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明代屯堡话的语音体系跟当时以“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之间，应该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这种情况从现今的屯堡话或许还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屯堡话的声母存在卷舌音（zh组），这与安顺城区方言及大多西南官话不同，却与南京话有相似之处。又如古入声字，安顺话及其他西南官话基本上全归阳平，而屯堡话则多说成阴平（中古清声母字、次浊声母字及部分全浊声母字都说成阳平，只有另一部分全浊声母字说成阳平）。这一点虽然跟现代南京话不同，但却跟现代中原官话的情况相似。

明初大规模调北征南的集团式移民之后，明清两代还有众多外籍人口进入安顺。除政府组织的移民之外，外省人到黔中经商居留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自明中期开始，黔中一带商贸逐渐繁盛。“江广楚蜀贸易客民毂击肩摩，籴贱贩贵，相因坌集，置产成家。”外籍人的经商和居留促进了安顺及所辖州县城镇化的进程，使地处“黔之腹、滇之喉”的安顺发展为物资集散贸易的中心，同时也影响了安顺境内汉语方言的演变，促成了安顺城区（及周边县城）方言的定型。清代以来，外省来安顺经商定居的客籍人员以四川人为多，这正是现今黔中方言在诸多方面接近四川话的原因（靠近四川的黔北方言更是如此）。由于交通便利程度及区域开放程度等多方面的原因，明代中晚期特别是清代以来的移民主要进入的是府郡州县等城镇区域。这些后期移民的方言（主要是四川话）特点对安顺城镇区域的汉语方言自然会产生叠加覆盖，从而使安顺城区方言像黔中地区的其他方言一样逐渐形成接近四川话的语音体系，比较完整地融入了以四川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相对而言，屯堡区域的方言较少受到后期移民的影响，因而屯堡话就更多地保留了明代汉语方言的底层成分（以当时的江淮官话为基础，其中包含有中原官话的成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就与四川话的接近程度来说，安顺城区方言要远高于处于乡村的屯堡话；屯堡话中的某些特点不同于周边的西南官话，却与江淮或中原官话类似，其原因正在于此。

语言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明人陈第有言：“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

语言诸要素中，最容易变化的是语汇。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面貌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有的语汇成分所反映的事物已经成为历史，这些成分也就会逐渐消失。比如流行于安顺的俗语（惯用语及谣谚等）“杀猪巷的土地——看桥（瞧）”“老太纺棉花——一手手家来”“大十字的钟——群众观点，麻子照镜子——个人观点”，就已经或正在淡出方言的语汇系统。几十年前安顺人日常会话中的常用词如“父母装”（开襟的传统式样外衣）“汗褟”（贴身穿的中式内衣）、“小衣”（裤子，又指内裤）、“洋火”（火柴）、“胰子”和“洋碱”（肥皂）、“洋油”（煤油）、“纸烟”（香烟）、“烘笼（阴平）”（烧木炭取暖的火盆罩以可提的竹笼）、“灶房”（厨房）、“剪绺”（小偷）、“牙口”（即“牙人”，指掮客）、“待诏”（理发师傅）、“棒老二”（土匪）、“扁担龙”（为人挑物的苦力）、“后头（阴平）”（婉称厕所）、“周二”（婉称粪便）等等，随着相关事物的消失或更改了称说方式，现在也已经很少能够听到。至于原本就只在某些场合运用的词语，如商贩谈生意使用的“烟皮川方马龙帅挂软”（即数词一至九）之类行业性隐语，则已经基本绝迹。在旧词语不断消亡的同时，新生词汇则随着时代变化的脚步而层出不穷，此处不烦举例。

其次是语音方面。比如安顺话的韵母只有开口、合口、齐齿三呼，但近几十年来受到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现在一些年轻人口中已出现撮口呼（“吃鱼”不说“吃一”，“圆圈”不说“盐千”）；在老派安顺话中，h声母与u韵母不相拼合，“胡乎忽虎壶呼互狐”等字都说成fu的音，这种情况在年轻人口中也已经有了改变。又如在屯堡方言的语音体系中，大致以安顺城东七眼桥为界，可以分为上半区和下半区两个片区。七眼桥以东的下半区保存着比较完整的舌尖后音（卷舌）声母zh、ch、sh、r，以及相应的舌尖后元音韵母——i，而在七眼桥以西的上半区，已经完全没有了舌尖后声母和舌尖后元音韵母。比如安顺城西的幺铺镇，情况便是如此。而在下半区中，与老派人说话相比，近年来年轻人口中的卷舌声母字也有逐渐减少的趋势。据调查，九溪等屯堡村寨一些原来说成卷舌的字如“直植尺斥誓逝”等，目前处于卷舌平舌两可的状态。这种现象，明显是受到了城区方言的影响。

安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安顺方言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它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语言会产生影响。比如苗语中就有不少汉语借词，如称筷子的“箸”；称绸缎的“缯帕”等，即是历史上的汉语借词，近现代以来的借词更多，不胜枚举。反之，安顺汉语方言也有来自少数民族的借词，比如安顺话中的“麻嘚儿”（喝醉了）是来自苗语；“咩给儿”（死了）、“撩赫儿”（指不正经、靠不住或有痞气）是来自仡佬族语。

安顺屯堡话是一种具有“方言岛”性质的汉语方言，从来源上说它属于“军话方言岛”。明代的军屯制度造就了诸多具有官话性质的“军话方言岛”。迄今仍然保留其特点而存在的，大多是在华南、东南的非官话区（如广东、福建、海南）。由于这些“军话方言岛”是处于粤语、闽语等南方方言的包围之中，说“军话”的人与周边方言的人难以进行交流，因此往往要在一定程度上固守其独立性。而安顺屯堡话这一“方言岛”却是存在于同属官话范围的黔中方言的包围之中，它与周边方言之间并不存在交流的困难，却能在几百年中保持着不同于周边方言的独特面貌，这种情况颇为罕见，因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