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 | 何处是乡关——《如在天尽头》选篇

看过了“奢香”的故事，那我们继续明朝那些事，听何老说说“屯堡”吧。

每个民族、每片地域，都会在“空间—时间”的坐标系上，留下自己经历过的动态轨迹。没有永远的辉煌，也没有永远的沉沦。

——何光渝

何处是乡关

屯堡和“屯堡人”，如今已是贵州历史文化中最为显赫的事象之一。今人与之有关的著述、文章，虽未“汗牛充栋”，但也是“唾手可得”。

读多了，看多了，疑窦也渐渐多了起来。心里常琢磨：一些人笔下的屯堡和“屯堡人”，一些呈现于蜂拥而至的旅游者面前的屯堡和“屯堡人”，真是明代“那时候”的吗？

在屯堡里，类似“源出江淮六百年耕戍田陇，枝发云贵三千里守望家山”“滇喉屯甲源出洪武十四年，黔中寓兵流长华夏千秋史”“乡歇俚语古道热肠不改家园本色，凤髻玉簪长衣大袖依旧明时模样”的联语，可谓比比皆是。不少“屯堡人”的家庭，都精心编印和保留有家谱之类的文字或口碑资料，并大多能够与地方志乘中的某些史料相应或互证，以证实自家先祖六百年前“调北征南”“屯田戍边”的功绩，祖坟墓碑上也会刻上“明皇封xxx”之类的字样……他们大多确信无疑，自家的先祖来自凤阳、南京，或来自江浙、湖广和河南，自己是“屯军”的后裔。因为，有书上说：“明初以安徽凤阳起兵，凤阳人从军者特多，此项屯军遂多为凤阳籍”；还有书上说：“上（即明太祖朱元璋）谕友德（即征南将军傅友德）等，以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扼要害”；遵照朱元璋的命令，于是傅大将军“因土俗、定租赋、兴学校、瘗战骨、广屯田”……如此等等。

谁也想不到，朱元璋这项因时、因地而制宜的决策，给五百多年后的贵州留下了太多总也说不清、道不明、讲不完的大话题。

比如，“我的祖先从哪里来”？

“屯堡人”的明初始祖，来自洪武年间的征南大军，大致没错。但他们的原籍全是安徽凤阳府、南京应天府及江西、湖广等处，则值得怀疑。因为，至少早在元代，普定就已设立军民总管府，元仁宗延佑七年（1320）“七月壬午，立普定路屯田，分乌撒、乌蒙屯田卒二千赴之”。在阿达堡（今安顺）、吉纳堡（今镇宁）及其周边地区设立了屯堡，屯驻了成千上万的军队。这是一批以蒙古人为官长、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主体的军队。明朝之初，也曾调遣过大量山西籍的士兵，分戍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处。在傅友德的南下军中，就有他北征辽东时，由前元太尉纳哈出率领，在金山（今内蒙古哲里木盟东境，西辽河南岸）投降的数万蒙古将士及家属，“尽将降众二十万人入关”，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有部分被傅友德带到了四川、云南和贵州。

在安顺城乡，有一首流传较广的谣谚：“李杜蒋许葛范张，南北左右西五王，丁殷庄娄与黄马，十八指挥定黔阳。”这最后一句所说的“十八指挥”，就是“调北征南”入黔先后驻守于普定卫（治今安顺）的带兵官们，他们后来定居在今安顺一带的城乡。不过，谣谚中却把他们“一锅煮”，全都说成是洪武年间的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等“卫”一级的“指挥”。有人考证，这里面有10家为安徽人；他们来卫的时间先后不同，洪武年间入黔的只有9家，其中有7家为安徽人，1家为江西人，1家为高丽人；有6家的一世祖来黔时官阶只是百户、千户，直到万历年间其后裔有的才成为“卫”级指挥。

明初卫所的编制，按部伍法的规定称呼，凡将领统兵5000人为指挥，1000人为千户，100人为百户，50人为总旗，10人为小旗。“卫”设指挥使1人，正三品，是全卫的主官，又称掌印；指挥同知2人，从三品；指挥佥事4人，正四品，他们都协助指挥使工作。千户所设千户1人，正五品，是千户所的主官；副千户2人，从五品，协助千户工作；百户所设百户1人，正六品，统管所内军政事务。可是，在所能见到的“屯堡人”家谱中，只要言及明代来的，几乎都统称“洪武年间”，都是“奉调征南”，无不爵显官高：“授指挥职，后封为镇国将军”;“以通政大夫奉调入黔”;“以太子少保职统兵入黔”；“以武显将军奉调入黔”；“以征南功授职副卫将军”；“以都司统兵来黔”；“因调北征南入黔，封振威将军”……修家谱时，动辄称自家的入黔始祖是“指挥”者，或出于某种功利因素而导致“郢书燕说”，并非没有可能。当然，民间或也称千户、百户为“指挥”。但这“指挥”并非那“指挥”，“含金量”是大有区别的。

当然，说“调北征南”而来的普定卫戍军多为明代南京、安徽籍或江南人，大体说得过去。但不要忘记了，明代的南京，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把都城定在长江南岸的应天府（今江苏南京），而他本人的老家又在淮河以南的凤阳（今安徽凤阳），因此，他别出心裁，划出了一个以金陵和凤阳为中心，包括淮北、淮南及江南三个不同地域的“大南京”。这一来，把长江、淮河两大区域全都越过，南京的辖区过大，以至于其南面的浙江面积极为狭小。后来朱元璋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把南京辖区内位于太湖南的湖州、嘉兴二府划出来，补给了浙江。因此，在明代，“南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指京师及其城郊；广义指“南直隶”，“统府十四、直隶州四，属州十七、县九十有七”，即以应天府、苏州府、凤阳府等14个府的统称，应天（上元、江宁两县）为首府，其范围“北至丰沛（与山东、河南界），西至英山（与河南、湖广界），南至婺源（与浙江、江西界），东至海”，大体包括现在江苏、安徽和上海两省一市，以及浙江、河南、山东、江西、湖北等省的一小部分地区。这就是说，当今天的“屯堡人”说自己的祖上是“凤阳”“南京”时，那“南京”与这“南京”或许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大大的“南直隶”。再说，明初“征南”用兵规模巨大，兵源尽出于太祖的家乡附近，也极不可能。

还有一个现象更有意思。在诸如《续修安顺府志》《九溪村志》等相关屯堡文献中，指认自家祖籍为“×××石灰巷”的记载不少，很是显眼。且抄录数例：

胡氏：“南京顺天府即今上江安徽省芜湖县杨柳弯石灰巷”；

萧氏：“江西省吉安府吉水县杨柳石灰巷（石灰井）”；

萧氏：“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东门外杨柳街石灰巷豆芽井”；

彭氏：“江西省吉安府吉安县石灰巷高坎子”；

欢喜岭陈氏：“湖广荆州府石首县石灰巷”；

姜氏：“南京应天府石灰巷小吊桥”；

谢氏：“南京应天府瓦桥街石灰巷”；

郭氏：“南京运（应）天府石灰巷抄纸硚”；

仁冈屯张氏：“江南应天府石灰巷”；

交椅王氏：“江南江宁府石灰巷”；

幺铺陈氏：“江南应天府石灰巷”；

邓家水井邓氏：“南京应天府石灰巷”；

杨家塘吴氏：“南京应天府上元县石灰巷柳树湾”；

胡氏：“湖南衡阳石灰巷”；

霍氏：“安徽徽州府歙县高坎子石灰营”；

柳氏：“湖南湘乡县石灰巷”；

何氏：“江南江宁府上元县石灰巷”；

陈氏：“江西石灰巷”；

除了“石灰巷”外，常见的小地名还有“乌衣巷”“朱雀桥”“都司巷”“花柳巷”“珠泗（猪屎）巷”……常出现的大地名则是“南京应天府”“江南江宁府”“江南应天府”“江南上元县”“江南徽州府”“安徽凤阳县”……

各种小地名与各种大地名，以不同方式组合，附会、拼接成祖籍地点，说其始祖是为“征南”而非“填南”而来，“骑着高头大马”而来，自然是很荣耀的。这在屯堡的“氏族志”“家谱”中，在口耳相授的传闻中，十分普遍，以至于见怪不怪。

古代城市的坊里，严格分阶级，按职业划分，四周筑墙，彼此隔绝，不准开店设市，只按早晚时辰开坊供居户进出，是一种封闭的城市基层行政组织。后来逐渐“开放”，以街巷划分坊里。明代南京的坊厢，开始时就按街巷编户划分，虽仍沿用“坊厢”之名，但“坊”已失去了本义，街巷才是实际存在的聚居场所，于是常在坊名之下加注街巷。明代的南京城坊厢，分属上元、江宁两县。据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南畿志》记载，“上元所治坊厢十有六”，“江宁所治坊厢三十有五”，全城共51坊厢；两县所治坊厢与城内街巷在“城社”一目中有记述。《永乐大典・南京》的“街市”条目，也记录了明初南京街、坊的设置情况，虽不足以完整地反映建置全貌，还是能从中见其大略。但是，在这些史料以及明太祖朱元璋敕礼部纂修的《洪武京城图志》、明代陈沂撰《金陵古今图考》、当代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南京建置志》等文献中，都没有看到“石灰巷”之名。只是到了清代及民国，相关典籍中才记有“实辉巷”。这巷名与“石灰巷”谐音，或许算是最接近于众多“屯堡人”祖籍“石灰巷”的记忆吧？这条不足两百米的小巷，至今仍在南京的城南。明洪武年间数量那么巨大的兵员，竟然会出自这样籍籍无名的小巷？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可是，在安顺“屯堡人”那里，这个清代以后才出现的小巷名，居然与明洪武年间“调北征南”的“国家大事”亲密对接，虽说并非“无缝对接”，破绽明显，却在“事实上”成为“屯堡人”家族史“神圣叙事”的起点，在大多数撰写或重修于晚清以降的“族谱”“家谱”中，“石灰巷”俨然“升华”而成为一个由话语构建起来的“精神故乡”。于是，修志、修谱、立碑，甚至还亲赴南京，问祖寻根。

其实，这样的作为，并非是黔中“屯堡人”的独创。

中国历史上，至少有8个地点，被南宋、明清时期无数的移民后裔指认为是自己的“故乡”，是他们的“祖源记忆”，心中的根：

岭南移民后裔的“南雄珠玑巷”；

巴蜀、湖广移民后裔的“湖北麻城孝感乡”；

安徽安庆一带移民后裔的“江西瓦屑坝”；

苏北移民后裔的“苏州闾门”；

华北移民后裔的“山西洪洞大槐树”；

安徽凤阳府移民后裔的“山东兖州枣林庄”；

北平及河北一带移民后裔的“河北小兴州”；

海内外客家人后裔的“闽西宁化石壁”。

这8大移民发源地中，影响最大的是山西洪洞大槐树、湖北麻城孝感乡和福建宁化石壁三地。

“问我祖先何处来，晋南洪洞大槐树。槐树荫泽极广覃，北平山右及河南”;“若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些已传承数百年的民谣，可以说是数百万北方移民的“根的记忆”。在北京、河北、山东、江苏、陕西、河南、安徽、东北各地，以及山西本省的许多地方，长期广为流传着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并载之以大量家谱、墓志和地方志。据目前的文献资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发生了涉及山西的移民活动，事属无疑；但根据谱牒统计，祖先来自此处的移民分布于11个省的227个县，人口达百万以上，却又令人生疑。明初朝廷组织实施的大移民，不仅是从山西移民，而且首先是从南方的苏、松、嘉、杭、湖五郡开始；也不仅仅是洪洞，即使在山西，也遍及太原、平阳二府及潞、泽、辽、沁、汾五州。为什么“洪洞大槐树移民”如此脍炙人口，流传久远呢？时至今日，仍无合理的解释。

同样，与“湖广填四川”联系在一起的“湖北麻城孝感乡”，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无证，当年众多的湖广人为什么以孝感乡为迁移的出发地？为什么在随州、黄陂、麻城、蕲州、罗田等一大批迁出地中，唯独以麻城孝感乡为代表，都说来自孝感乡，族谱中甚至会出现“江西麻城”这样的地名，甚至有的彝族人也说自己的祖先是从“湖北麻城”迁来……许多疑问至今还无法查清。

与黔中“屯堡人”祖籍记忆更为相似的，是云南移民后裔对祖籍的指认。他们代代相传，说自家的入滇始祖是洪武年间来自南京、应天府、上元县、江宁，有的说得更具体，来自“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据说，“柳树湾高石坎”的位置，就在今南京古城的东南角皇宫遗址前左侧蓝旗街、御道街一带，为今“石门坎”。在云南的大多数地方，都可听到“南京柳树湾高石坎”的话题，已成为入滇汉民的一个“寻根情结”，心里的牵挂。但是，从南京的水道资料及《明应天府城内坊厢图》上看，“柳树湾”应该在“标营”“太医院”“大中桥”的区域内，范围不大。洪武年间，以各种方式先后入滇的汉人多达数十上百万，怎么可能全都出自这块一二平方公里的狭小地方？

在各地移民后裔中广为流传的，还有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的传说。为了防止被迁移者逃脱，官兵用刀在每个人的一只脚小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另有一种“主动说”：被迁移者为了今后彼此识别，便用石头在脚趾上砸下印记，或把自己子女的双脚小趾咬裂。移民被反绑起来押解上路，跋涉路上内急，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就简化为“解手”，“解手”于是成了“小便”的代称。移民被长时间反捆着双手走路，久成习惯，以后走路就多背着手，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等等。

这些传说，显然是民众记忆历史的工具之一。对于那些没有通过文字记忆历史的能力和权力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文献中，对洪武年间贵州云南屯军移民等象征的记载，其实是比较简单的，而在民间传说中，则总是比较丰富。但是，由于传说往往经历了许多世代，因此不断叠加了不同时代的讲述者记忆的历史，它的许多内容、情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黏附、添加，日益丰富起来，成为一种“长时段”的历史文本。或可概括为“史实+故事”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故事因为增加了史实而显得更为可信，史实因为黏附了故事而显得更为生动，如此更便于记忆和传承。

显然，无论是黔中“屯堡人”的“南京应天府石灰巷”，还是云南移民的“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都是一种移民有关祖先家园的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是一种对“家乡”的趋附性指认。但是，与被征讨、征服的云南不同，黔中的“屯堡人”是以征南功臣、将士的后裔自居，帝都中的“石灰巷”，于是就成为出身“显赫”的表征，被书写在家（族）谱、史志、村碑、石刻、民间唱本中，并且世代口耳相传。很少有人会去追问：明朝中后期屯军制度衰败废弛，屯军大量逃亡，“坚守”的屯军到底还能有多少？清代军屯废止后，在频频发生的战乱中死亡或迁徙他乡的状况下，当年屯军的后裔流落到了何方？……也许，一般的“屯堡人”并不知道这些，或许有人知道却不愿意承认这些一一选择性的“集体失忆”于是出现了……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所有记载其入黔始祖来自“南京应天府石灰巷”的家（族）谱，在这一点上都是虚构的。其实，无论口碑传说、族谱还是碑刻、地方志等文献，都反映了某种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其祖先往往有明代卫所的背景，也反映了屯堡移民的生活境遇。在这些记忆中，折射出来的，是移民家族定居、发展的历史，族群关系变化的历史，卫所制度等国家制度对基层社会、家族、家庭乃至个人影响的历史。

因此，把“南京应天府石灰巷”之类的言说，以及不同“版本”彼此之间的若干矛盾之处，一概视为“屯堡人”便于传承历史记忆的符号，而不必那么较真地非得与历史真实联系起来探究，或许更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