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 | 不见出处的“宋太祖敕书”—

在上期《贵州文化老人 | 乡情独浩然——访何光渝》的访谈文章里，我们认识了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化学者何光渝，我们看到了他对贵州地方历史文化的感悟和坚持。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不见出处的“宋太祖敕书”》出自何老的学术性历史散文《如在天尽头》，书中所涉，都是贵州历史中的一些人和事，书中充盈着生动而思辨的“乡愁”，是作者有“体温”的文学性“读史献疑”。

每个民族、每片地域，都会在“空间—时间”的坐标系上，留下自己经历过的动态轨迹。没有永远的辉煌，也没有永远的沉沦。

——何光渝

不见出处的“宋太祖敕书”

如果宋太祖赵匡胤也会玩“穿越”，他绝对不会想到，那一份据说出自他老人家之手的敕书，竟然已经让后人迷茫了数百年，却还在没完没了。

据说，在北宋的开宝年（968-976）中，也就是在宋太祖“黄袍加身”登上皇位十多年后，他给远在天边的乌蛮（今大方一带）土著首领普贵发出过一纸敕书。这件事情，最早记录在明朝沈庠修、赵瓒纂的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之三“贵州宣慰司下·人物”中。其全文为：

普贵，济火裔，一名宇归。五代末为罗甸国王。宋太祖开宝中，招降西南夷，以诏书谕普贵曰:“予以义正邦华夏，蛮貊罔不率服。惟尔贵州，远在要服。先王之制，要服者来贡，荒服者来享，不贡，有攻伐之兵、征讨之典。予往岁为扶播州杨氏之弱，劳我王师，罪人斯得，想亦闻之。有司因请进兵尔土，惩问不贡。予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穷兵黩武，予所不忍。寻乃班师。近得尔母子状，知欲向化，乃布兹文告之。尔若挈土来庭，爵土人民，世守如旧。予不食言，故兹制旨，想宜知悉。”普贵遂纳土归顺。仍赐王爵，以镇一方。

沈庠在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任贵州等处提学副使（即提刑按察使司按察副使、提督学道的省称）。他与赵瓒修纂的《贵州图经新志》，刻印于弘治年间，是现存最早的贵州省志。那么，上述关于普贵及宋太祖“以诏书谕普贵”的文字，应该是见诸于官修正史中最早的记录。而此时，距离宋太祖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五百多年!

同样的文字，后来出现在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刻本《贵州通志》卷之九“人物·贵州布政司宣慰司”、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刊刻的《贵州通志》卷四《合属志二》“乡贤”、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贵州巡抚郭子章所著的《黔记》卷56《宣慰列传》“普贵”条中。当然，大约是辗转传抄的缘故，有个别字句不尽相同，比如，“以诏书谕普贵”变成了宋太祖《谕普贵敕》或《赐普贵敕》，“远在要服”写成“远在要荒”，“近得尔母子状”写成了“近得尔父子状”，等等。可是，谁也没有说明这篇敕书出自何处。

再后来，若干贵州史籍，如清康、雍年间编著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彙编·职方典》第1522卷《贵州总部·艺文一》，清乾隆《贵州通志》，清道光《贵阳府志》和《大定府志》，清人田雯的《黔书》、张澍的《续黔书》，民国《贵州通志》等古籍，以及现当代人若干关于贵州的史著中，也大多录有与普贵及“宋太祖敕书”相关的文字。或多或少，大同小异而已。

但是，在明朝弘治之前的史籍中，如书成于明景泰七年（1456）的《寰宇通志·贵宣慰使司·人物》、书成于明天顺五年（1461）的《明一统志·贵阳府·人物》中，关于普贵，都只有“普贵，土人，宋开宝间纳土归顺，赐王爵，以镇一方”这么一句话。后者只是在“普贵”二字前多了个“宋”字，即是说他是宋朝人，其余一字不差。“宋太祖敕书”之事只字未提。

再往前，撰修完成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的《宋史》，清人根据明初编修的《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宋代官修《宋会要》加以辑录而成的《宋会要辑稿》，大约编成于南宋初年、汇辑了北宋八朝（太祖至徽宗）诏令的《宋大诏令集》（原名《本朝大诏令》或《皇朝大诏令》，240卷，今实存196卷）等，却完全不见有与普贵及宋太祖敕书相关的文字。

翻检《宋史》，宋太祖任上，记载“西南夷”“内附”也就是归顺朝廷的文字还真不少。例如，在有关宋太祖的《本纪》中，就有：乾德年间，三年（965）秋七月，珍州刺史田景迁内附；乾德四年（966）秋七月戊辰，西南夷首领董暠等内附；乾德五年（967）六月丁亥，牂牁顺化王子等来献方物；九月甲午，西南夷顺化王子部才等遣使献方物。在开宝年间，二年（969）秋七月戊辰，西南夷顺化王子武才等来献方物；八年（975）八月王戌，西南顺化王子若废等来献名马丹砂；三十九部顺化王子若发等三百七十七人来贡马百六十匹、丹砂千两……在有关“蛮夷”的“列传”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例如，在《蛮夷四》“西南诸夷”中，就记录了宋太祖给他们封官授职的详情：乾德五年（967），知西南夷南宁州蕃落使龙彦瑫等来贡，诏授彦瑫归德将军、南宁州刺史、蕃落使；授以顺化王子武才为怀化将军，武才的弟弟若启为归德司阶；还授予武龙州部落的王子若溢、东山部落的王子若差、罗波源部落的王子若臺、训州部落的王子若从、鸡平部落的王子若冷、战洞部落的王子若磨、罗母殊部落的王子若母、石人部落的王子若藏等人为归德司戈。开宝二年（969），武才等一百四十人又来进贡，太祖授以武才为归德将军。那时候，“西南夷”各部落的首领都被称为“王子”，那意思与汉人的“王”相同，而并非王之子。

其实，赵匡胤授予的这些官职，也无非“武散官”而已。虽然说起来，怀化将军为正三品下，归德将军为从三品，归德司阶为正六品上，归德司戈为正八品下；作为朝廷命官，听起来当然是很有面子的。但事实上，“散官”有官称而无实职，不过是作为领取俸禄、享受某种礼遇的依据，并不负任何实际责任。授予蕃官，更是如此，而且，这类授予“内附”首领的虚衔，“不置贡数及月俸禄”，也就是说，既无“编制”的限额，也不给予俸禄，没有任期，也不考绩，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松散关系，你朝贡，我回赐，“互惠双赢”。

有趣的是，当上了“归德将军”的武才，却居然请求太祖赐予他“钿函手诏”——也就是要求用一种镶嵌着金、银、玉、贝的盒子来存放皇帝的诏书！他显然并不明白，“手诏”是何等稀罕的恩宠。那是皇帝直接降下的文书，用黄纸书写，不套用四六句作制词的“官腔”，用现在的话讲，近乎于散文，会比较平易、亲切一些。但这种方式，皇帝只限用之于宰相、亲王、枢密使有事陈请时的回复，或皇帝有特别属意之事需要交代时，才降手诏，界限极严，就连参知政事的副相以下人等，也无缘得此荣宠。武才大概以为，此番带来了浩浩荡荡一百四十多人的进贡队伍，就有资格“乞赐”了。赵匡胤是何等人物，怎么可能将“封大国”才用的“钿函手诏”赏赐给一个远在天边的小小“归德将军”，而任他忘乎所以！便打发一句“旧制所无，不许”，断了武才的非分念想。

在开宝七至九年（974-976）间，记录在案的，有“八年，三十九部顺化王子若废（一作发）等三百七十七人来贡六十匹、丹砂千两，赐若废冠带器帑”的记载。此外，还有占城国王波美税、三佛齐国王遣使献方物，南丹州溪洞帅莫洪燕内附，吴越国王、大食国、安南部护丁琏、西天东印土王子穰结说啰、山后两林鬼主、怀化将军勿尼、大食国王珂黎拂遣使蒲希密、晋州以北汉岚、石、宪三州巡检使王洪武、权高丽国事王伷等遣使来朝献、朝贡……甚至就连“陈州贡芝草，一本四十九茎”，也有记载。到了开宝九年冬十月，年仅50岁的宋太祖驾崩，算是英年早逝。但史书上仍未见到普贵的大名……

至此为止，共计496卷约500万字、二十五史中篇幅最为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宋史》，在其三卷宋太祖“本纪”、四卷“蛮夷”列传中，从未出现过“普贵”之名，既无《谕普贵敕》之文，更无“命普贵为矩州刺史”之事！

然而，从明朝后期直至当代，不断有人在说、反复在说：普贵以矩州地向朝廷请求“内附”，“太祖嘉之，封以王爵，命为矩州刺史”，又因为“梁、益方音鱼、脂同呼，土人语矩曰贵”，从小在河南洛阳城长大的宋太祖听不明白西南土语方言，把“矩州语讹为贵州”，“太祖因其俗授之敕书”，其中便说了句“惟尔贵州，远在要服”，既然是皇上说的，“于是始有贵州之名”……种种言说，不一而足，并由此而派生出种种貌似史实的故事。

言者言之凿凿——时间：开宝七年（974）；地点：东京汴梁（今开封）、矩州（今贵阳）；人物：宋太祖赵匡胤、石人部落王子若藏之子普贵。

话说到此，疑云开始浮现——

按常理而论，在宋太祖任内，这类内附、朝贡的记载很多，普贵主动“纳土归顺”，也应有记载；如果宋太祖曾经赐予敕书，亲自招降并授予官职，则更应该有记载，皇室内府档案按例也应有普贵及相关诏书的史料。为什么却唯独没有？为什么按年、月、日依次纪事的《宋史》，事无巨细、甚至“蕃夷”朝贡品的品种数量均逐一记录在案的《宋会要辑稿》，竟然会有如此不应出现的“疏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