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篇课文叫《永生的眼睛》，讲的是一个小女孩去世后，眼角膜捐献给了别人。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办完登记那天，我就跟爱人讲了，他当时就冒火了。骂我说：你疯了，我不同意！”

“发达地区大约是4-8个医学生一具遗体标本，我们一般是20-30个同学一具遗体标本，是远远不够的。”

今天（6月11日）是第六个“中国器官捐献日”。器官、遗体捐献是红十字会“三献”的职能之一。如果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和人体器官组织捐献是在拯救生命，那么遗体捐献在推动医学事业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们身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勇敢对话死亡，为有限的生命找到了无限的可能。他们就是遗体（角膜）捐献志愿者。

谁可以得到我的器官，也是在延续我的生命

“我觉得生死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对未来未知的情况下，我先去签署这样一份协议，无论发生任何意外，我是可以帮助到别人的。”今年26岁的石佳依是一名幼教。

因为热心公益，当年尚在求学的她参加了不少公益活动，也因此接触到贵阳市红十字会的人员。“当时我了解到，一对眼角膜可以帮助六七个患者恢复光明，而且手术费很便宜。另外器官捐献这块接受率还是蛮低，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过世以后，谁可以得到我的器官，也是在延续我的生命，其实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怀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8年前，刚满18岁的石佳依，登记成为了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和遗体捐献志愿者。

石佳依的勇敢深深影响了她的发小姚婷婷。姚婷婷告诉记者，其实读小学的时候，她就萌生了捐献眼角膜的念头。“记得有篇课文叫《永生的眼睛》，讲的是一个小女孩去世以后，她的眼角膜就捐献给别人了，她的哥哥看见妹妹的眼睛在另一个人身上得到延续。那时候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也想要这样子做。”

这颗小小的种子在她心中慢慢生根发芽。看到石佳依登记成为志愿者之后，姚婷婷陷入深思。“其实还是会害怕，因为死亡本来就是很难去正面触及的一个问题。”经过一年的踌躇和思索，19岁生日那天，姚婷婷登记成为了贵阳市遗体捐献志愿者。然而姚婷婷的这个决定让家人大受冲击。

遗体捐献绝非个人的事情  需要家人的理解和认可

“一开始签署这个协议的时候，家人并不知道，我把证书藏在枕头底下。”然后很快，姚婷婷的妈妈就从枕头底下发现了女儿的“小秘密”。

“那时候我妈妈还是不太能接受，在她看来，这个决定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事情。”姚婷婷说，只有慢慢争取父母的理解。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部分的捐献志愿者首先需要面对的，都是家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强烈反对。

“办完登记那天，我就跟我爱人讲了，我爱人当时就冒火了。骂我说，你疯了，我不同意的！到时候来接遗体的时候，我要跟他们大闹的。讲完我没吭气，我就不敢讲了。”左小丽回忆起刚刚登记时的那段经历。

今年59岁的左小丽和姐姐左开华也是贵阳市遗体捐献志愿者，两人的选择都遭到家人的反对。为了得到家人的支持，左小丽经常给家人讲述遗体捐献的意义，多年下来，他们的态度才逐渐缓和，甚至也加入到这个群体中来。目前，她们的家庭中共有7人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

贵阳市红十字会遗爱人间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刘康麟告诉记者，类似的家人反对的情况并不少见。刘康麟从事公益事业已有十余年，他所在的遗爱人间志愿服务队专门负责协助办理贵阳市的遗体（角膜）、人体器官捐献申请登记及宣传、倡导的工作。“有些老人家深入了解了遗体捐献的意义，然后登记了，但是由于家属不了解，当老人家过世或者是临终之前，我们到达现场，家属就非常激动。”刘康麟说。

即便家人理解和支持捐献遗体的行为，但是世俗的眼光也让他们倍感压力。刘康麟说，“老人走后，身边的亲戚朋友来了，子女受不了来自社会的质疑，最后放弃了。”在刘康麟看来，遗体捐献绝非个人的事情，而是需要家人的理解和认可。“有些人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就给他讲，你还真不能解决，因为人走的那天，总不可能自己爬起来打电话给我。”

现实中，部分遗体捐献志愿者是以家庭为单位，一家人先后登记加入。彭伟鑫全家共有11人登记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目前父辈的四位老人已完成捐献。他坦言，自己之所以会登记成为一名遗体捐献志愿者，是深受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思想是很进步的，他经常教育我们说，‘我走了以后，你们不要摆三天了、开道场的’，所以我们对遗体捐献就没有什么疑问。”

捐献数量远不能满足教学、临床和科研需求

今年4月7日，新华网曾在微博发起话题“你能接受遗体捐献吗”，参与人次超1.6万。值得注意的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这个队伍中来，登记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

遗体捐献，绕不开死亡这个话题，但却是向死而生。据了解，遗体捐献，可供医学教学科研和病理解剖，为临床治疗、预防提供基础数据。“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临床医生，他对人体结构和解剖学掌握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这就需要他们在遗体标本上，对每一个器官的形态结构和功能充分掌握。”贵州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学实验中心主任肖朝伦介绍。

遗体捐献者也被医学生们亲切的地称为“大体老师”。张开众是贵州医科大学预防医学专业2021级学生，他告诉记者，“模型其实是人构建出来的一个东西，但人体是很精妙的，光靠课本和模型不能完全学习到技能知识，所以接触大体老师是很宝贵的经验。”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毕云科提到，“上临床要有一定的解剖基础，临床上有疑问也需要回到解剖中去找答案。可以这么说，临床源于解剖，解剖指导临床。”

事实上在2002年，贵阳市就制定了《贵阳市捐献遗体和角膜办法》，这在全国来看都是较早的。肖朝伦介绍，贵州医科大学作为贵阳市两家指定接收单位之一，截至去年12月31日，共接收遗体286例，数量远低于国内一些发达地区，捐献数量远不能满足教学、临床和科研需求。“发达地区大约是4-8个人（医学生）一具遗体标本，我们一般是在20-30个同学一具遗体标本，是远远不够的。”

近些年，贵阳市遗体捐献登记人数虽然保持增长，但总量依旧不足。据贵阳市红十字会统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贵阳市累计完成遗体捐献登记2277人。

据了解，贵州周边一些省市的遗体捐献数量同样相对不足。据媒体报道，截至2021年5月底，广西累计完成遗体捐献204例。此外，十年来，云南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已镌刻英名275个。

肖朝伦认为，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思想观念。第二是咱们遗体捐献的宣传，相对来说还是起步较晚。还有就是长期以来的丧葬习俗、文化教育。”

为了让志愿者的家人真正了解和认可遗体捐献这件事，这几年，贵阳市红十字会和接收单位不断完善流程。“我们不定期地组织捐献者的家属到咱们学校，来参观实验室、生命科学馆，还有伦理室，给他们详细讲解捐献遗体到了我们这里以后，怎样在教学、科学研究中使用。包括我们每学年的解剖学课都要举行一个开课仪式，同学要对大体老师行礼，这时候也会邀请捐献者的家属以及捐献的志愿者来参加。”肖朝伦介绍。

刘康麟认为，生命教育，尤其是死亡教育也非常重要。“一些人非常忌讳谈死亡。死亡教育非常重要，你只有真正认识这件事，才能坦然接受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