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任何的文化著作，本身都是文化史的一部分；而一个地方的历史，同样也是地方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贵州文库》系列丛书的最后一部分：地方志与历史专著。

《贵州文库》中的地方志种类繁多、校注精良，涵盖贵州16地，年代从嘉靖至民国，跨度长，资料全，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贵州文库》系列丛书2017-2019年三年间共出版方志类图书23册。

《贵州通志》

这些各有特色的地方志形象展现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其中的精品更是因其文化价值而受人称道，比如2017年出版的《大定府志》。

对于地方志书，我们并不陌生。稍加留意，就能在图书馆、博物馆和书店内看到，甚至在城市乡村的一些旧书摊上，也能够发现各种志书的身影。为什么说《大定府志》颇具传奇色彩？

一是这部志书是清代名臣林则徐唯一作序的一部地方志书，而且写完序言后，又专门给《大定府志》主修黄宅中写信，对《大定府志》在编纂上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称之为全国四大著名方志之首选之作。

二是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变法领袖之一的梁启超也给予这部志书很高评价，称其为全国“经名儒精心修撰或参订商榷”的“名志”；清代帝师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也专门为这部志书作序。

三是六十卷《大定府志》所记历史始于周赧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77），止于道光二十九年（18 49），记录了所属地域2126年的发展脉络，历史轴线漫长，令人叹为观止。所收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一部《大定府志》，写尽半部贵州彝族历史。

四是《大定府志》总纂邹汉勋，是清代著名学者，咸丰元年举人，杰出的舆地学家，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曾兴修《宝庆府志》，来到贵州后又参与修纂《贵阳府志》《兴义府志》《安顺府志》。

毫无疑问，上面四条就牢固确立了《大定府志》的历史地位、文献价值。

诚如林则徐在给黄宅中的信中所言，《大定府志》“编纂之勤，采辑之博，选择之当，综核之精，以近代各志较之，惟严乐园之志汉中、冯鱼山之志孟县、李申耆之志凤台，或堪与此颉颃，其他则未能望其项背也”。

《大定府志》就是这样一部兼具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志书。

除了以《大定府志》为代表的地方志，《贵州文库》系列丛书还出版了史料专著类图书，这就是接下来要介绍的2018年出版的《黔书》《历代黔贤传略》和2019年出版的《平黔记略》。

《黔书》二卷，成书于清康熙二十九年，上卷侧重于记述贵州的建置、治理、民俗、山川等方面的内容；下卷侧重于记述人物、文教、物产等。每条字数多寡不一，长则千字，短则十余字，文字精妙而有灵气，借古鉴今。此次出版系据嘉庆戊辰（十三年）黔藩使者太湖李重镌本衙藏版本影印而成。

该书作者田雯，山东德州人(今山东省德州市)。康熙三年进士，二十七年四月授贵州巡抚，后升补刑部右侍郎，转左侍郎。本书详细描写了作者治黔心得之体现，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治黔倾注的大量心血及思考，被誉为“专为治黔者法”。

《历代黔贤传略》由杨恩元、柴晓莲、邹国彬三位先生编著而成。所收人物，凡贵州忠义、武功、政治、经济、学问、文章之佼佼者，皆择要编入，为之立传。此书体例完备，文章辞藻亦在众多地方人物传记中属于上乘，可谓才、学、识兼备之作。在当年，本书未能及时出版而致原稿遗佚，如今重见天日，得见全本，可谓一大幸事。

本书主编杨恩元，贵州安顺人。十九岁中举，次年中进士，选为礼部主事，使贵州教育界先辈。先后任《贵州通志》分纂、总纂，贵州文献征辑馆副馆长，贵州文献委员会主任等职，著有《三不惑斋诗文集》《并陇纪程》等。

《平黔记略》共二十卷，采用大量当时的往来奏折、禀报、咨移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详尽地记述了清咸丰、同治年间贵州各族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的全过程，较为充分地利用了当时保存完整的各种原始资料，为读者生动还原了当时的历史情况。

贵州历史上一直是多民族聚居区，自清代改土归流以来，各族劳动人民深受封建统治阶级、地主、土司、土目等的压迫，以至各族劳动人民终于揭竿而起，爆发了震撼清王朝的咸同年间贵州农民大起义。起义起于咸丰四年，止于同治十二年，战争时间长达二十年。农民起义军和清军展开了长达二十年的拉锯战。

《平黔纪略》一书采用通鉴体例，详细叙事，记述二十年间起义发展的完整经过，其间各方死难无数，读之令人感叹。近二十年的战争，对于起义军和清军还有当地的平民百姓，都是沉重的打击。贵州自古就是贫瘠之地，经此一役更是民生凋敝，社会衰败，战争遗留的惨痛教训足以使后世子孙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