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1987年3月，位于贵州省毕节市原环城区翠屏乡双树湾的毛纺织厂基建动工时，文物部门发掘了一座汉代墓葬，出土陶俑9个。其中一个呈站立状，高23厘米，头戴平顶小帽，着短窄袖上卷，直筒长布衣，左手抚住腰间的环首刀，右手执一长物，形似棍，因其左手执刀，故定名武士俑。现在问题来了，一个武士俑为什么要手持一条长棍呢？有学者猜测此“棍”为箭或剑，但仔细观察，棍上没有刻画出汉箭特有的箭矢和尾翼特征，也没有刻画出剑锋、剑柄、剑刃等汉剑的基本特征。

武士俑 毕节双树湾汉墓出土

乐山大佛博物馆藏有一件汉代陶俑，高近1米，衣着打扮全然一副古代农人形象，下身着绑腿和草鞋，腰佩长短环首刀各一把，其左手执畚箕（běn jī），右手同样执棍。畚箕是一种木或竹子做成的铲状取土工具，主要作为农业用具。环首刀是将冶炼好的铁块经过反复加热折叠锻打，淬火后制作出来的直刃铁刀，是汉代当时最为先进、杀伤力最强的近身冷兵器。反过来说，一个汉代农夫佩两把杀伤力最强的兵器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执畚箕俑 乐山大佛博物馆藏

两个问题似乎在另一件俑身上找到答案。中国农业博物馆藏有一件四川新津县东汉崖墓出土的陶俑，此俑身材匀称，足蹬草履，也是一副田间劳作者模样。腰佩环首长短刀，左手执畚箕，右手执棍，不过此棍的下方多了一个锸（chā）。《释名·释器》云：“锸，插也。插地起土也。”锸是汉代一种类似木铲的起土工具，通常配合长柄使用，下端铲状物尖部安装有一凹形铁器，是汉代西南地区最常见的一种农田和水利劳动工具，往往也用于修筑夯土城墙或营台等。畚箕用来装土，锸用来取土，因此汉代农人常常锸箕并用，古语云：“父子兄弟，负箕荷锸”，就是大家一起劳作的意思。畚箕和锸均为木质或竹质，容易朽坏，不易保存，因此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多为锸最下部的凹形铁器，称为铁锸，在贵州的清镇、平坝、兴仁、赫章等汉墓均有出土。

执锸俑 四川新津县东汉崖墓出土 中国农业博物馆藏

铁锸 赫章可乐284号墓出土

问题似乎迎刃而解，毕节双树湾汉墓与乐山大佛博物馆馆藏的两件陶俑右手执棍，雕塑者的本意应该是想表现铁锸的木柄，只不过作为泥塑保存来说，锸的下部比较宽大，也就比较重，相对容易从塑造的柄部上脱落，造成陶俑执棍的假象。但通过仔细观察，双树湾汉墓陶俑执柄的位置在柄的中部，而大多数执锸陶俑执柄的位置都是在柄端，那会不会有其他可能呢？成都市新都区曾经出土执锄陶俑，同样是腰佩环首刀，左手执畚箕，只不过右手换成执锄。锄较锸略微细长，亦是取土工具。但执锄陶俑手执锄柄的位置则不在柄端，而是明显要低一些。双树湾汉墓陶俑尽管和巴蜀地区出土的类似陶俑略有区别，但具备类似陶俑的主体特征，因此无论是执锄还是执锸，猜测右手所执的都应该是一件农具，而不太可能仅仅是一根棍子。当然，这也和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有关系。

执锄陶俑 成都市新都区出土

作为墓主人的陪葬俑，腰间佩刀，显而易见是墓主人的家兵。家兵就是地方豪强的私人武装，产生于西汉晚期，东汉有较大发展，魏晋南北朝最盛。地方豪强掌握家兵，一方面能维持自己的封建地位，代替官府对地方贼寇进行缉捕镇压，但同时中央朝廷也害怕地方豪强做大做强后，对国家构成威胁，因此态度暧昧，可以理解为容忍但不赞成。这就使得地方豪强豢养家兵的形式通常不搞常设，多通过季节性的训练，以亦兵亦农的方式存在。这也就是这类俑在佩刀的同时还要携带农具的原因。据东汉后期大尚书崔寔（shí）撰写的《四民月令》记载，家兵每年二月，要“顺阳习射，以备不虞”，就是练习射技。三月“农事尚闲”，可“缮修门户，警设守备，以御春饥草窃之寇”。八月“得凉燥，可上角弓弩”。九月“缮五兵，习战射”，就是修缮兵器，加强训练。十月“培筑垣墙”等等。这些记载充分反映东汉豪强地主武装“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兵农”形象，同时体现了“兵农”忙时生产、闲时军训、农战合一的特点。

汉代有一个词叫“部曲”，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睨（nì斜眼看）部曲之进退，览将帅之变态。”《三国志·邓艾传》也有记载，“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所谓“部曲”，就是古代豪门大族带有人身依附性质的私人士兵。因此这些贵族墓葬出土的执锸佩刀、执锄佩刀、亦农亦兵的陶俑，今天考古命名上也通常称为“部曲俑”。通过对毕节双树湾出土九个陶俑大小、衣着的分析，其中部曲俑与庖厨俑、歌唱俑、吹箫俑等衣饰、大小等均相当，可见他们对于墓主人来说，其社会地位是处于同一水平线，并未被拔高。但我们也不能小觑这些部曲俑，也许通过自身的努力，亦能成为冠绝天下的武者。譬如辕门射戟的东汉名将“人中吕布”，其出道成名之前，也仅仅只是并州（主要在今山西大部）刺史丁原手下一名卑微的“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