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关于贵州，除“夜郎自大”外，“黔驴技穷”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成语，出自“唐宋八大家”之柳宗元的《黔之驴》。唐顺宗李诵永贞年间，士大夫们打击宦官势力的“革新运动”失败后，主张改革的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级别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副厅级。其间，柳宗元蚌病成珠，通过麋、驴、鼠三种动物形象，创作出《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篇寓言，借孔子语“君子有三戒”之意，取名《三戒》，其中以《黔之驴》最为有名。开篇即道：“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简单几句话，却留给我们一些猜想。其笔下的“黔”真的只是贵州吗？“黔”真的无驴，且“至则无可用”？主角为什么是“驴”？这个故事是古已有之还是柳宗元凭空臆想？等等。

“黔”是哪？

“黔”是贵州现在的别称，因此柳宗元笔下这头只会“不胜怒，蹄之”，最终被老虎“断其喉，尽其肉”的驴，“理所当然”成了贵州的驴。但根据唐代当时的行政区划，柳宗元笔下的“黔”，系指黔中道下辖的黔州，其治所在今天重庆市的彭水县，彭水位于乌江水系和长江水系相接地段，完全满足“船载以入”的条件。黔州辖地尽管也包括今天贵州东北部的部分地区，但肯定不能误读为专指贵州。从这点看，如果仅仅只是“黔驴”技穷，贵州似乎有些冤枉。

“黔”真的无驴？

早在秦汉以前，不光“黔无驴”，而是中原大地普遍“无驴”。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民族居于北蛮，生活方式是随畜牧而迁移，他们比较常见的牲畜有马、牛、羊，而比较少见的是骆驼、驴、骡、野马等。又据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考据，驴“其种大抵出于塞外”，且“自秦以上，传记无言驴者，意其虽有，非人家所常畜也。”但到了柳宗元生活的唐宋时期，驴已经非常普及了。《新唐书·食货志》反映唐玄宗时期社会安定，专门记载：“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意思是天下太平，地方平靖，道路通达，供旅客往来驿道的驴已经非常普遍。又据杜佑的《通典·兵典》记载，唐代兵制规定，“每队（五十人）驴六头，幕（帐篷）五口”。黔地以山区为主，没有驴显然说不过去。不仅有，而且也绝对不是柳宗元所说的“无可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南宋绘画大师马远的《晓雪山行图》，就清晰地描绘出在大雪封山之际，一村民在寒风中躬身搓手，肩扛野鸟，赶着两头身驮木炭的驴在山间行走。

南宋 马远《晓雪山行图》（局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主角为什么是“驴”？

秦汉以来，典籍无驴的情况有所改变。比如西汉长沙王的太傅贾谊，在《吊屈原赋》中为怀才不遇的屈原抱不平，云“腾驾罷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就是说世风日下，倒行逆施，让屈原这样的骏马去吃力的拉盐车，而跛脚的驴却成为皇帝的座驾。又如《续汉书·五行志》记载，东汉“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意思是皇帝刘宏荒废朝政，不干正事，在宫中百无聊赖之际，把来自西域的驴作为玩乐刺激的对象。《后汉书·张楷传》记载，整天“云里雾里、性好道术”的张凯，“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再如《史记·日者列传》记载的楚国算命先生司马季主，在与贾谊的论道中说：“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意思是千里马（贤者）不能和肖小者（跛驴）同列。也许因为来自胡夷异种，也许是体型瘦弱，没有马的英姿飒爽。总之，这些早期的记载似乎为驴总体定了“呆、蠢、丑、卑”的调子，因此今天关于驴大多不是什么好词，如驴唇马嘴、借坡下驴、卸磨杀驴、蠢驴、笨驴、倔驴等等，这大概也是柳宗元为什么选“驴”作主角，而不是“马技穷”“牛技穷”的原因吧。

柳宗元的凭空臆想？

尽管秦汉以来关于驴的记载不少，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留存的画像中，与驴功能大致相同的马、牛乃至羊、鹿的画像非常之多，而驴的形象却极为少见，更别提柳宗元笔下的虎驴相争了。不过，山东邹城郭里镇王屈村出土的一块东汉时期的浅浮雕画像石，似乎打破常规，告诉我们“黔驴技穷”的故事也许古已有之，而非柳宗元的凭空臆想。该画像石体量巨大，长1.63米，高0.71米。至上而下四列纹饰，分别为卷云、圆饼、连弧和菱形纹。核心图案为一虎一驴。驴四足蹬地，低首后缩，呈惶恐状。而虎绕驴巡弋，虽有些试探迟疑，但跃跃欲试、蓄势待发的表情刻画得惟妙惟肖，简直就是《黔之驴》的画像版，只不过这幅画像石比《黔之驴》的出炉要早整整六百年。这样看来，“黔驴技穷”的故事也许古已有之，说不定最早还是“鲁驴技穷”呢。

东汉虎驴相争画像石拓片 山东邹城郭里镇王屈村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