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关于贵州,除“夜郎自大”外,“黔驴技穷”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成语,出自“唐宋八大家”之柳宗元的《黔之驴》。唐顺宗李诵永贞年间,士大夫们打击宦官势力的“革新运动”失败后,主张改革的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级别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副厅级。其间,柳宗元蚌病成珠,通过麋、驴、鼠三种动物形象,创作出《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篇寓言,借孔子语“君子有三戒”之意,取名《三戒》,其中以《黔之驴》最为有名。开篇即道:“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简单几句话,却留给我们一些猜想。其笔下的“黔”真的只是贵州吗?“黔”真的无驴,且“至则无可用”?主角为什么是“驴”?这个故事是古已有之还是柳宗元凭空臆想?等等。
“黔”是哪?
“黔”是贵州现在的别称,因此柳宗元笔下这头只会“不胜怒,蹄之”,最终被老虎“断其喉,尽其肉”的驴,“理所当然”成了贵州的驴。但根据唐代当时的行政区划,柳宗元笔下的“黔”,系指黔中道下辖的黔州,其治所在今天重庆市的彭水县,彭水位于乌江水系和长江水系相接地段,完全满足“船载以入”的条件。黔州辖地尽管也包括今天贵州东北部的部分地区,但肯定不能误读为专指贵州。从这点看,如果仅仅只是“黔驴”技穷,贵州似乎有些冤枉。
“黔”真的无驴?
早在秦汉以前,不光“黔无驴”,而是中原大地普遍“无驴”。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民族居于北蛮,生活方式是随畜牧而迁移,他们比较常见的牲畜有马、牛、羊,而比较少见的是骆驼、驴、骡、野马等。又据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考据,驴“其种大抵出于塞外”,且“自秦以上,传记无言驴者,意其虽有,非人家所常畜也。”但到了柳宗元生活的唐宋时期,驴已经非常普及了。《新唐书·食货志》反映唐玄宗时期社会安定,专门记载:“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意思是天下太平,地方平靖,道路通达,供旅客往来驿道的驴已经非常普遍。又据杜佑的《通典·兵典》记载,唐代兵制规定,“每队(五十人)驴六头,幕(帐篷)五口”。黔地以山区为主,没有驴显然说不过去。不仅有,而且也绝对不是柳宗元所说的“无可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南宋绘画大师马远的《晓雪山行图》,就清晰地描绘出在大雪封山之际,一村民在寒风中躬身搓手,肩扛野鸟,赶着两头身驮木炭的驴在山间行走。
南宋 马远《晓雪山行图》(局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主角为什么是“驴”?
秦汉以来,典籍无驴的情况有所改变。比如西汉长沙王的太傅贾谊,在《吊屈原赋》中为怀才不遇的屈原抱不平,云“腾驾罷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就是说世风日下,倒行逆施,让屈原这样的骏马去吃力的拉盐车,而跛脚的驴却成为皇帝的座驾。又如《续汉书·五行志》记载,东汉“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意思是皇帝刘宏荒废朝政,不干正事,在宫中百无聊赖之际,把来自西域的驴作为玩乐刺激的对象。《后汉书·张楷传》记载,整天“云里雾里、性好道术”的张凯,“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再如《史记·日者列传》记载的楚国算命先生司马季主,在与贾谊的论道中说:“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意思是千里马(贤者)不能和肖小者(跛驴)同列。也许因为来自胡夷异种,也许是体型瘦弱,没有马的英姿飒爽。总之,这些早期的记载似乎为驴总体定了“呆、蠢、丑、卑”的调子,因此今天关于驴大多不是什么好词,如驴唇马嘴、借坡下驴、卸磨杀驴、蠢驴、笨驴、倔驴等等,这大概也是柳宗元为什么选“驴”作主角,而不是“马技穷”“牛技穷”的原因吧。
柳宗元的凭空臆想?
尽管秦汉以来关于驴的记载不少,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留存的画像中,与驴功能大致相同的马、牛乃至羊、鹿的画像非常之多,而驴的形象却极为少见,更别提柳宗元笔下的虎驴相争了。不过,山东邹城郭里镇王屈村出土的一块东汉时期的浅浮雕画像石,似乎打破常规,告诉我们“黔驴技穷”的故事也许古已有之,而非柳宗元的凭空臆想。该画像石体量巨大,长1.63米,高0.71米。至上而下四列纹饰,分别为卷云、圆饼、连弧和菱形纹。核心图案为一虎一驴。驴四足蹬地,低首后缩,呈惶恐状。而虎绕驴巡弋,虽有些试探迟疑,但跃跃欲试、蓄势待发的表情刻画得惟妙惟肖,简直就是《黔之驴》的画像版,只不过这幅画像石比《黔之驴》的出炉要早整整六百年。这样看来,“黔驴技穷”的故事也许古已有之,说不定最早还是“鲁驴技穷”呢。
东汉虎驴相争画像石拓片 山东邹城郭里镇王屈村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