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何光渝，贵州省文史馆馆员。长期从事文学创作、文艺理论评论及文化研究，现主要从事地方历史文化领域研究与著述。发表并出版大量文学作品、文艺理论评论作品及学术著作。主要著作有：《贵州文学现状与构想》《二十世纪贵州小说史》《全景中国丛书·贵州：移民之州》等。

作为文化学者，何光渝多年来一直关注乡邦历史文化建设。正如何老师所说：“三十来年，我出版的著作，立意、主旨、题材及内容，全都与贵州有关或很有关。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因为我只有这一口‘深井’，更因为‘乡情独浩然’！。此外，我所主编出版的著述，也都只有一个主题——贵州。”

何老师您好，很高兴有向您求教的机会，都知道您是一位资深媒体人，一位作家，而您现在更是一位文化学者。这种成功“转型”是让不少有志于做学问的年轻人注目的，您的“转型”，背后是早有预谋还是水到渠成？能推介一下成功经验吗？

谢谢你的关注和提问。我们的这番交谈，请不要说是“求教”。或许可以用一个时髦的词，叫“分享”更好一点。

你一开场就给我那么多的身份定位，其实没有必要。在你看来，我是个“转型”的“成功者”，不仅是你，也还有其他一些朋友也这么来“解读”我。记得好几年前也有人问过我，他是否也要考虑自己的“转型”问题？我当时的回答好像是这么说的，“转型”是个时髦词，其所指大概与体制、机制之类有关，被拿来到处套用。你是人，而且是“这一个”人，“转型”等与你这个人是没有关系的， “转”什么“型”？升级版？能转到哪里去？

我知道，你所说所指的是：原来搞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的何光渝走得好好的，怎么现在来搞文化文史研究了呢？其实，这就有点像人在旅途，走了一段路，或走了一段时间，或看过一处风景之后，就会厌倦，或许就会兴奋，就想走慢点甚至不走了，或许就想快步走甚至跑起来，快点见识新的风景……其实，人还是那个人，没变，只是想法变了，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不想一条道走到黑，如此而已。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天启”“神谕”之类，但肯定没有“预谋”，没有预设。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人的前途命运是可以事先设计、且能完全按照自己（或他人）的预设完美实现的。

所以，做你自己，而无所谓成功与否——这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自古就有“文非学不立，学非文不行”之类的说法，细究起来，文人和学者其实差别挺大的，以文入史，您如何处理好文与史的关系。

“夫文非学不立，学非文不行”，这是章学诚先生的话吧？不过，他接着还说了下一句：“二者相须，若左右手，而自古难兼，则才固有以自限而有所重者，意亦有所忽也。”我的“文”与“学”，距离他所说的尚有天大的距离，哪里能妄言什么能“处理”好“文与史（或“学”）”的关系呢？

章先生在前面还说，唐代大家韩昌黎之论文曰：“文无难易，惟其是耳”；又说了明道先生（即宋代大儒程颢）之论学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他说：“二公所言，圣人复生，不能易也。”

我肤浅的理解是，章学诚先生在这里所说的“文”与“学”，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或转换为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文人”和“学者”；更何况，今天的“文人”“学者”，与旧时所说的文人学者，内涵与外延早已大相径庭，根本不是一码事了，不可同日而语了，此其一。其二，韩公说“文”最重要的是一个“是”字，即为文者一定要“求是”；程公说“学”最重要的是一个“思”字，即为学者一定要独立思考。惟有如此，才能算是一个基本合格的为文、为学的人。反躬自问，我能做到吗？我们能做到吗？

我理解你所说的“以文入史”，大概指的是我的一些研习历史文化的著作中，行文较接近于文学中的散文文体，让人读起来与常见的“史学”著作感觉不同。要说明的是，迄今为止，我的涉及历史文化的著作，其文本大致有三种呈现方式：一种是历史的散文化呈现；一种是历史的学术化呈现；还有一种则介于这二者之间。不管是哪一种，都有一个必须遵循不悖的原则规范：凡涉及史事史实，必须有扎实可靠的史料为支撑，不妄言，不戏说，不打诳语。我写的一些书，其实就是长篇历史散文，而有的是中短篇历史散文的集合。而另一些书，当属于后一种呈现方式，但行文显然不同于常见的“学术著作”，我往往会在字里行间，注入我的体悟、我的体温，是“我”的而不是“我们”的。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则属于“历史纪实”，或可称为“历史报告”，恪守绝不虚构的基本原则，用文学的“笔触”来记述（而非描写）、再现（而非表现）历史中的人和事。比如，在关于自己“贵州辛亥革命”和“贵州抗战”写作的几本书中，因为是国家统一规划出版的主题性图书，有一律不加注释的规定，因此，原稿中所有的脚注被悉数删去。但我书中的每一种人、事，每一段引文，也都是严格按照“史著”的学术规范，有出处、有来历、有据可考的，而不敢因“文学性”而对史实有所轻忽。

这样的写作，较之某些信口开河者的“写作”，当然很累，很“磨人”，但我乐此不疲。

或许，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比较接近于韩、程、章等先贤所倡导的为文、为学之道吧？

一则冷静，一则深情，我读您的作品不多，但我感到了这两点。史学研究，是不是有个“发乎情”而“止乎理”的过程？在您的研究中是怎样处理情与理的关系的。

对于历史的写作，我一直谨记陈寅恪先生说的：“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还有钱穆先生说的：“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我以为，做历史研究和写作，是否有这样的气度和操守，非常重要。

陈寅恪先生之意，所谓“同情”者，是在提倡研究者以历史主义的立场，透过直观的材料层面，对古人的思想和行为作一种设身处地的“移情”式理解。这样，既可以避免“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的“科学主义”倾向，又不致脱离基本事实的框架去作“穿凿附会”的发挥和无依据的玄说，使研究的结果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

而钱穆先生之说，他自己在《国史大纲》的首页中说得层次分明。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可惜，直到今天，某些人仍然“惯性”地从某些固定的观念出发，去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而不能对研究对象有“了解之同情”，也更无所谓“温情与敬意”。

我是个不当学生的“野狐禅”，平生只读初中三年，一辈子无师无门，凭兴趣使然，开始学习写作。我总在想，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到了今天这样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对历史的人物和事件作出比较接近真实的研究与评价，这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文化问题了。对已逝去的古人“了解之同情”，在今天应该成为化育我们新的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研究者更应该努力去理解历史人物，在一定历史环境和生活环境中的内心感受和作为，这是我们理解人性与历史的关系的基础。当然，“了解之同情”，对于早已逝去的古人已经不重要了，但它却是一个民族“认识自己”的最可能的途径。

在今天，要说评价历史中的人、事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其意义或正在于此。

说到这里，我想起过去读《史记》时的感受。司马迁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写作，而成一家之言。但是，他并不因为有如此高远的立意，就对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摆出一副吏狱判案的样子。他对人性、对历史，具有非常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和同情心，他对于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无论帝王将相、贩夫走卒，不管是褒是贬，都设身处地给予“了解之同情”。比如，对“人彘”事件中吕后与戚夫人的描述，对一生不得封侯的李广的记述……在太史公的笔下，“了解之同情”，不是类己者的小世界，而是天人古今的大世界；不是一己之言，而是一家之言；不是对所爱者的溢美，对所恶者的欲加之罪，而是对历史和人性全神贯注的思问与悲悯。

“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是您提出的一个文化命题，能讲一讲这一命题形成的过程吗？

这个“命题”是2005年我在一篇文学评论文章中提出的一种想法，并不严谨，也没有什么相关的“设计”之类。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构建地方文化的知识谱系》，但有一个副题：《以五本关于安顺的书为例》。在文章中，我大略地说了一下对五本书的印象之后，就开始“想入非非”了。

我并不想再用“文学”的尺度去评价它们。而是在想，当我把这几本书联缀起来时，“小城”安顺的一线命脉，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圈，竟活现在眼前。这是一个与日常所见非常不同的“另样”安顺，一个与贵州其他地方底蕴迥异的安顺。这是为什么？这是我的设问。

接下来，我说了深一层的追问。当然，这些书中所有的历史叙述，也都是后设性的，历史也因为我们的现实需要，而被不断地重新叙述，这正是历史的意义所在。但是，对今天的写作者和读者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有没有这样的预设，而是能否对这种后设性形成清醒的自觉和反省。这里，我大致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

而我认为更为紧迫的问题在于，一个人的历史，一座城的历史，一片地域的历史，总是在有意或无意的遗忘、取舍中，不断被构建。长长的历史链条中，总会有某些环节因此而破损、缺失。今天我们所要质疑的，正是这种不断做“减法”的“历史”。当那些被遗忘或放弃的历史被重新唤回的时候，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历史”会不会变得陌生呢？当我们把这些“减去”的东西重新放回历史时，历史是否就有了其他的解释的可能，并因此而更为亲切？

然后，我提到了自己当年在写作《20世纪贵州小说史》、并主编《20世纪贵州文学史》四种书系时的那种尴尬和隐痛……我问自己，关于贵州这片乡土的知识，还有多少不为人知？已知的知识中，还有多少亟待整合起来，形成贵州文化自己的知识谱系？我希望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和思想，去认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用我们自己的语言，真实而真诚地描写我们自己。我以安顺几本书为例，说明构建起贵州地方文化的知识谱系，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

这篇仅有两千字左右的文章发表后，竟然在安顺的文化界引起了令我诧异的回应。后来，远在北京大学的“安顺老乡”钱理群先生，在他的一些文章和讲话中，多次提及此事，把“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作为一个“命题”加以阐释和发挥，并与安顺的同道携手，与戴明贤、杜应国等人共同谋划了构建安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设计，并践行之，他们编撰的《安顺城记》，即是明证。

那“命题”于我不过是“说说”而已，但在我已经出版的三十多部著作中，十之七八是我心目中贵州“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某些缺失“环节”。我会为此而继续下去，或许为此还会“萌生”出更大的“野心”呢？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