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贵州传统文化栏目《记忆贵州》将播出五集贵州抗战遗址系列专题片，分别为《浙大西迁》《再生之地》《历史的弯道》《非同寻常的水电站》和《深河桥》，讲述贵州五个抗战遗址的历史故事，其中《再生之地》——贵州省镇远县和平村、《历史的弯道》——贵州省晴隆县二十四道拐抗战公路、《深河桥》——贵州省独山县麻万镇深河桥都已入选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抗战遗址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充分认清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犯下的罪行，牢记中华民族抵御侵略、奋勇抗争的历史以及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和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学习宣传抗日英烈的英雄事迹，大力培育和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8月10日周二晚20点10分，贵州抗战遗址系列专题片第二集《再生之地》将在贵州广播电视台科教健康频道（贵州6频道）《记忆贵州》栏目播出，请届时收看。
贵州抗战遗址系列专题片
第二集《再生之地》
1937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武汉会战以后，被俘的日本士兵越来越多，2月，国民政府在湖南常德盐关成立第二俘虏收容所，定名为“和平村”，邹任之任所长。
和平村旧貌草图
长沙战事紧急，和平村靠近前线。考虑到安全问题，第二俘虏收容所于1939年3月迁到贵州省镇远县。镇远县四周群山环绕，隐蔽性好。和平村坐落在镇远县一条僻静的街上。和平村战虏编制为500人，但前前后后共关押了600多人，是抗日战争时期最大的俘虏收容所。
鹿地亘夫妇
鹿地亘是一名日本的反战作家。1932年，他加入日本共产党，1936年流亡到上海，与妻子池田幸子共同投入到反战运动中。1939年，鹿地亘制定《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计划书》。反战同盟于1940年在重庆建立总部，鹿地亘任会长。1941年9月，反战同盟成员相继到达镇远和平村，成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和平村训练班”。
和平村前院称为“外栋”，住着反战同盟训练班和新生班。后院被称为“里栋”，主要关押一些顽固的老战虏等。和平村管理员康天顺入住“里栋”的战虏宿舍，撤掉里外栋之间的岗哨，鼓励反战同盟盟员去和里栋的战虏交往，还组织棒球联赛，制造更多的交流机会。
为了改善战虏的生活条件，和平村工作人员带领战虏春天采野菜，夏天游泳抓鱼，秋天摘板栗。为解决卫生问题，工作人员带领战虏一起修建日式传统浴池，挖出水质优良的深井。为配合反战同盟的工作，和平村还用日语开设了《论持久战》等课程，从多方面对日本战虏进行教化。在和平村，反战同盟队伍得到了壮大，创办了首个战虏新闻社--和平村新闻社，还创办了日文反战期刊--《东亚先锋》（后更名《和平先锋》）。
反战同盟抗战前线喊话
和平村反战联盟组织小分队前往抗战前线，对那些还深陷战争泥潭的日本军官与士兵进行喊话，用“语言的子弹”摧毁敌军意志。这支由日军战虏组成的小分队的出现，大大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各个战区纷纷来电，希望派遣小分队到他们那里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向中苏美英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1945年9月14日，毛泽东在重庆亲切地接见了鹿地亘夫妇，高度评价了反战同盟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历史功绩。周恩来也为反战同盟会员题词。
反战同盟会合影
在二战中，被日军俘虏的战虏是死亡率最高的。而在中国的日俘、日侨却是衣着整齐，健康的样子。在鹿地亘的《和平村记》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日本士兵被俘后，面对中国村民的愤怒，中国军队却保护了他。他说自己同大家一样在日本是农民，他的妻儿也在遭受苦难。日本的强制征兵使他变成了中国土地上的魔鬼，但是他不想这样了。一番说辞缓解了村民的愤怒。
据日俘小林巳之七回忆，中国士兵曾经对他讲：“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军国主义，我们为反侵略而战斗。像你这样的日本民众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杀朋友。”
日本反战同盟访中团回访和平村
抗日战争以来，日本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迫下由人变成了魔鬼，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而中国却以博大的胸怀友待战虏。在和平村，日本战虏与中国士兵、收容所管理人员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本战虏思想态度的转变是自觉自愿和坚定持久的。即使是战后回到日本，他们当中多数人都坚持着反战、和平和日中友好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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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二20点10分，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电视栏目《记忆贵州》将在贵州广播电视台科教健康频道（贵州6频道）播出，敬请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