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 | 集众人之手，书一家之言 —

2020年12月18日，由著名学者钱理群、戴明贤、袁本良、顾久任主编，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主持编撰的“发展视野中的贵州城市记录系列丛书”第一部——《安顺城记》首发。该书是一部融文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为一体，用“大散文”笔调书写的地方史志，全书共7卷，计二百三十余万字，呈现了一个多元、开放的安顺文化。《安顺城记》的编撰，汇集了安顺、贵阳两地老、中、青作者七十余人、历时七年，终于顺利出版面世。正如该书的主编之一钱理群先生所说，编撰此书是为了着眼于未来，为后代子孙了解贵州、安顺文化，认识脚下的土地，提供基础性的历史文本。那么，从这期开始，我们就一起开启“安顺历史文化之旅”吧。

《安顺城记》不是写一座城市的发展史、建设史，而是以“安顺”这座地方中心之城为象征，以其行政辖区为主体而进行历史描述的地方史、区域史。

集众人之手，书一家之言

安顺位处黔中腹地，扼滇黔要冲，向称 “滇之喉，黔之腹，粵蜀之唇齿”。境内有两大干流——三岔河、北盘江，分属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安顺正处其分水岭上。安顺的地形，西、北高，东、南低；西、北、南三面，多崇山峻岭，沟壑峡谷，交通不便；惟东面一线，地势平旷，出安顺而抵贵阳，一路无险可据，故安顺成为自滇入黔的最后一道屏障。元代遍置站赤，修通了横贯贵州全境的东西大通道——滇黔驿道，控扼要津的安顺，遂成为出滇入滇的边陲重镇，号称 “襟带三州，控引百蛮”。迨至清代，更趋繁荣，致有 “估人云集，远胜贵阳”，“商业之盛，甲于全省”之誉。道光末曾任安顺知府的胡林翼，也称其 “边塞险要，户口亦繁，为西南一大都会”。

历史上的安顺，先秦时属夜郎国，汉为牂牁郡，唐为罗甸国，宋称普里部，元为普定路（治所在今安顺城以南杨武乡洗马塘）。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发动征南之役，钦命安陆侯吴复择地阿达卜筑城（即今安顺城），以之置普定卫（后称军民卫）；万历三十年（1602年）升安顺州为安顺军民府，自是安顺作为地方中心城市的地位再未改变。明以前，安顺主要为彝族、仡佬族、布依族、苗族等世居民族的聚居之地。汉族进入安顺及贵州各地，主要起于明初的征南之役（民间称“调北征南”）。随着云南的平定，滇黔一线，遍置卫所，广行军屯，大量江淮将士的家小随之入黔，奉命屯田戍边，安家落户，由此开启了安顺以及贵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开发浪潮，从根本上改变了安顺以及贵州的民族结构和人口结构，进而更在安顺一地逐渐形成了以屯军后裔为主体的“屯堡人”及其独特的文化现象。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始置普定（今安顺）卫学，标志着安顺被稳定纳入明代的官学体系，开始融入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原文化发展圈内。自是而后，安顺与中央政权及其所代表的主流文化联系日益紧密，历经数百年的冲突、博弈、濡染、融合后，逐渐形成了以中华大文化传统为纽带，以汉、苗、彝、布依、仡佬等不同民族文化为基本构成的多元化地方文化谱系，并由此熔铸成其特有的地域文化风貌和品格，既有包容开放、趋时纳新的一面，又有保守传承、稳定不变的一面。

安顺的历史虽可远溯至先秦乃至史前时期，但因边远闭塞，尤其汉以后，长期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几达千年之久，故历代史书有关安顺的记载极为稀见，几为空白，直到明以后才稍有改变。贵州现存的明代省志有四部，而明代的安顺方志却一本没有（所传之《普定卫志》《平坝卫志》均已亡佚），现存方志皆出于清代后期，如咸丰《安顺府志》、道光《安平县志》、道光《永宁州志》、光绪《镇宁州志》等。其中，除《安平县志》《安顺府志》尚可称详备外，余皆内容单薄，体例粗疏。民国时期，安顺的一批乡前辈有感于自常恩主修《安顺府志》后，从道光末年至民国一段安顺历史缺乏记载，乃有发起《续修安顺府志》之举，于1937年成立志局，聘辛亥元老黄元操为局长、任可澄任总纂。一时，乡绅俊彦，济济一堂。惜积十数年之功犹未成书，遗下百余万字的半成品。不过，从拟定的编目看，该书在基本沿袭旧志体例的前提下也有些新变化，如增设《新政志》一目，用以反映清末至民国初期电报、电话等新通讯技术的兴起。又置《土民志》一篇，分叙各少数民族的习俗、语言、居处等等，以凸显安顺多民族聚居区的特点，突破了传统旧志的一大局限。传统方志中的《选举志》则改为《学校志》，虽仅为《访稿》，但从所收集的材料看，其叙述重点已转向清末民初的兴学、办学热即地方现代教育的肇始与发展上。诸如此类，大体上反映了民国时期为反映时代特色而在地方志编撰中不约而同出现的意欲寻求新体例、新写法的多种努力与尝试。其后出现的民国《平坝县志》《镇宁县志》《清镇县志稿》等，都有了明显改变。反映时代特征的新条目大量增多，如《民生志》《自治志》《教育志》《经费志》《交通志》《业产志》《宗教志》《庶政志》等等。这些尝试，不管其效果如何，体例是否合理、完善，都以其特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给人以启迪。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各地开始的新地方志编修，其体例设计虽显得较为系统、完备，却因其模式化要求而走上机械、呆板一途，形成千志一统、千志一面的现象，缺乏应有的变化和多样。有鉴于此，如何扬长避短，既要摆脱新、旧方志的局限，又要能够发挥旧志之所长，写出一部具有地方特色、能够将缺失的民国历史续写下来的新安顺志，就成为地方文史界需要面对的一大问题；同时，也是引起我们长期思考和关注的一大问题。所谓仿《史记》体例写一部《安顺城记》的创意和设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萌发的。

我们于2004年开始酝酿重写新时期的安顺地方志《安顺城记》，到2018年最后完稿，历时十四年。动因即在两大时代、历史背景。其一是我们在考察与思考贵州文化的当代发展时，发现在现当代中国文化总体结构里，贵州文化始终处于“被描写”，甚至根本被忽视的弱势地位，由此而提出了一个 “ 贵州本地人用自己的语言，真实而真诚地描写我们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同时发现了一个“文化的安顺”：安顺拥有独特文化，自成一个完整的地方文化生态圈，这才是被遮蔽在历史深处的这座城市的本原。而这样一个“文化安顺”，却是我们长期忽视以至完全陌生的；这样，我们就面临着 “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寻回失去的安顺文化”的任务。其二，在新时期对安顺文化的考察与认识，不能就安顺谈安顺；对家乡土地的认识、把握、描写，必须本于本土，又高于本土，有一个全国、全世界的大坐标，一个“大文化”的概念。于是，我们又发现，在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快速消灭差别、去个性化、文化趋同的背景下，以多元化与多样性为支点的地方性文化，就显示出一种特殊价值：它是制约全球化单一与趋同法则的最重要的平衡点之一。这样，我们的安顺文化考察与书写，就有了一种世界性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要通过《安顺城记》的编写，探讨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以此重新凸显地方文化研究在当下中国与世界的特殊价值、重要意义，并为中国和世界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尝试性的例证。

在目标确定以后，又面临着一个“如何书写”的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国自己的传统，即司马迁《史记》开创的传统。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文、史、哲不分。《史记》既是一部历史学经典，又是一部文学经典。它至少有三大优势。其一，不仅有大人物，而且有小人物；不仅有人的事功，更有人的性格、形象和心理。其二，在体例上，将通史和国别史、专史与区域史相结合，史事和人物相互穿插，就能够较好地处理史观与史识的表述。它的“本纪”“列传”“表” 的结构，也很有启发。其三，在历史叙述上突出文学的表现手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注重历史细节的感性呈现。因此，提出了这样的设想：如果在吸取《史记》的观念与方法基础上，再吸收一些传统的方志学的体例优势（如分篇较细、门类较专等），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就会有一个新视野、新叙事，背后是新观念。

这样的书写、理念、方法的设想，其核心自然是“仿《史记》体例”；而重新强调《史记》传统，则是出于对现行史学、历史书写的一个反省：它是深受西方史学影响的一个产物。传统的西方史学，具有学科界限清晰，分期合理的优势，但也存在问题。主要有三：有史事而无人物；有大人物而无小人物；有人物的外在事功而忽视了人的内心世界。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今天包括历史学研究在内的中国学术，越来越知识化、技术化、体制化，缺少了人文关怀，没有人、人的心灵、人的生命气息。这样的学术、史学，只能增知识，不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心灵的触动，生命的感悟。

正是在以上思考的基础上，最后形成了《〈安顺城记〉编撰构想》:“撰写一部仿《史记》体例的《安顺城记》，以现代眼光、现代视角，采取国史体例与地方志体例相结合的方式，尝试为1949年以前的安顺历史作民间修史的探索，以形成一部较完整的、角度不同、手法新颖的地方志书写，使此前散乱、零碎的地方资料有一个系统的整合与富于现代语境的言说。”

在整体的编撰构想下，我们又对《安顺城记》全书的编写设计了具体体例：不只是对《史记》的机械模仿，而是根据今天的时代特征和内容表现的需要有所变通。如将“本纪”简化为“纪”；“年表”分设为“大事年表”和“职官表”；以“志”代“书”；将专写王侯、贵族的“世家”化转为可容纳平民百姓的“世代之家”；等等。具体详见本书《例言》。

我们又给全书的编写提出了十个方面的具体理念、要求，以期形成相应的特点。

其一，这是一部以安顺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文化，土地上的人（乡贤与乡民）为中心的地方历史。 “土地”“文化”和“人”，构成它的中心词，关键词。

其二，突出安顺多民族聚居区的特点。除了为各少数民族设立专纪外，还首次把各世居民族的创世想象写入历史（《传说纪》）；并在很多条目设计中，都增加了少数民族的内容，如《氏族志》《礼俗志》《宗教志》《科举志》《药材志》《艺文志》等等。其中的《科举志》，旧方志多作《选举志》，不会涉及少数民族，但在我们的写作中，则有意识地介绍了明清两朝科举制度在涉及少数民族教育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在《药材志》中，还设立专节对颇具安顺特点的苗医、苗药进行了介绍；《艺文志》中则首次收入了部分少数民族山歌。我们希望以此显现“多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史观。

其三，它所呈现的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安顺文化。不仅对内突出多民族并存与相互影响的特点，对外也要突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吸收（《徐霞客列传》《林则徐列传》《鸟居龙藏列传》，以及故宫文物南迁、西南联大旅行团等）。

其四，正确处理乡贤与乡民的关系。这背后也有一个历史观，我们主张的是精英和平民共同创造历史，既要突出乡贤的历史贡献，也要关注乡民中的人物，老百姓的风俗习惯与日常生活。

其五，要凸显安顺的地域特色。我们因此设置了不少新条目，以补旧志的不足。如《军屯志》《会馆志》《店铺志》《名镇志》《名村志》《器物志》《图像志》《游娱志》《演艺志》等等。

其六，要贯穿生命史学的观念。不仅要有对人的个体生命的关注，而且要通过一个个具体民族、家族和个人生命的叙述，体现一方土地的生命，写出历史的“变”与“常”，写出地方文化性格，写出安顺人“永远不变的散淡、潇洒的日常生活，看惯宠辱荣衰的气定神闲的风姿”。

其七，这是一部融文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历史学、哲学为一炉，用“大散文 ”的笔调书写的历史著作。它对历史叙述的要求是：注重文学性，注重文笔，讲究语言，适当运用安顺方言土语，突破类型化模式，是一种非类型化的写作；并要求尽可能有一点形而上的意味，通过民间神话、传说、民间.....的书写，发掘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对世界与宇宙、此岸与彼岸的理解与想象。

其八，增强直观性，追求历史的原生形态，尽量收入有关安顺的图像学资料，包括省、地史籍所载地理图经，具有一定写实意义的绘画作品、人物图片，以及各时代的老照片。

其九，要努力发现和运用新的史料和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如《图像志》中涉及的一批蒋旭英摄于民国时期的安顺老照片，以及抗战时期跟故宫国宝藏存华严洞有关的几幅传世画作等，都是近些年地方文化界的新发现、新成果。《史前纪》所采用的有关新石器时代的最新考古发现——平坝牛坡洞遗址，则是2017年才公布的“2016年全国六大考古发现”之一。我们在全力搜集文献资料以外，还做了大量社会调查与田野调查，从中获取了许多流传于地方民间社会的活的史料。

其十，我们的目标是“写一部有创造性、实验性、开拓性的，有自觉鲜明特色的历史著作”。这就意味着，它对当下历史写作具有显然的挑战性。但它并不试图否定现有历史写作模式，而是要求自己的生存权，并自我定位为“多元中的一元”。它更有一种清醒：追求鲜明特色，也就必然有局限，有缺陷，是一种“有缺憾的价值”。它的局限主要有三。首先是自我定位造成的：我们是民间修史，不承担传播历史知识的任务，只追求特色，而不求全，因而必然会有遮蔽，我们的叙述模式不能涵盖所有的东西。其次，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史料的约束，文献欠缺，史料匮乏，无力回天。我们的条目设置因此受到影响。一些本来很有特点的条目不得不取消，如《地域志》《工艺志》《灾荒志》《马帮志》等。另一些条目则显得比较薄弱，如《会馆志》，我们本意是想拾遗补缺，并借以凸显安顺历史上“商旅幅辏”“估人云集”的特点，但因材料所限，四处搜集，仅得区区四千余言，内容过于单薄。还有《土司列传》《凡人列传》，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再次，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自身学力、才力的不足，我们中没有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是名副其实的业余写作，因此时有力不从心之感。我们的主观设想、追求和实际写作的客观效果的距离是明显的。但我们依然奉献出来，显然期待于后来者，我们所做的，无非是抛砖引玉而已。

最后还要说说《安顺城记》写作的组织工作，这也是我们的自觉追求：要进行一次政府支持下的民间修史的尝试。《安顺城记》从立项到提出《编撰构想》，具体写作到最后出版，自始至终都得到了贵州省政府和安顺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更得到了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的具体领导，还得到了安顺市社科联的有力协助，这都是我们的梦想最终得以实现的前提性条件。

我们自己则在民间修史的具体组织工作上做了三个方面的尝试。一是确立“黔人和黔友相互合作”的原则，我们的主编与编委会成员，既以本土学人为主体，又吸收了非安顺籍但对安顺有深厚感情、有所了解与研究的外地学者参与，这样就可以发挥各自的长处，相得益彰。二是设立了一个“主编——编委会——总撰稿人——撰稿人”的组织结构。主编提出总体构想，负责最后审稿；编委会进行具体联络、组织工作；而最有特色的是设置“总撰稿人”，实际主持撰写工作。总撰稿人提出“编撰构想”，具体设计全书的条目、结构；组织作者队伍；最后负责统稿，严格按照统一的要求，修改文字，核对资料，有的甚至重写或部分重写。这就有效地解决了“以众人之手，立一家之言”的矛盾，保证了全书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成浑然一体，而非各个条目的拼凑。这是保证全书的质量的一个根本性的措施。三是有意识地组织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作者队伍：由“30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生）、“40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生）担任主编；以“50后”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 “60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70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担任总撰稿人和主要撰稿人；同时吸取“80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生）参与撰稿。这样，就做到了六个年龄段的作者通力合作，并且各得其所。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形成了一支“安顺地方文化研究”的学术队伍，达到了“既出书，又出人才”的双丰收。我们还计划把《安顺城记》的历史研究、文化研究成果，转化为文学资源与教育资源，在广大青年和市民中普及、推广，为方兴未艾的地方文化、乡土文化建设，提供历史支撑。我们更着眼于未来，为后代子孙了解贵州、安顺文化，认识脚下的土地，提供基础性的历史文本。我们认定，撰写《安顺城记》是一件“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的功德无量的事情，并以此相互激励。我们也通过《安顺城记》的写作，获得了自身的精神慰藉与成长：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