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旅列传】
丁文江列传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笔名宗淹，江苏泰兴黄桥镇人，著名地质学家、政论家、教育家。其短暂一生徜徉于科学、实业和政治之间，并皆有所成，有“中国现代地质学之父”“中国赫胥黎”“二十世纪徐霞客”等美誉。1911年至1929年间，三入贵州考察地质学、人类学，对西南区域经济发展颇多精到见解。蔡元培说：“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在稀有的人物。”德国地质学家葛利普称“丁君之为人，非特具有过人之能力，且有远大之眼光，弘毅之魄力与勇气，识见所及，均能力行之而成事实！”英国科学家罗素说：“丁文江是我见过的最有才干的中国人。”
丁文江幼时被视为神童。“五岁就傅，寓目成诵，阅四年，毕《五经》《四书》矣。”十一岁作《汉高祖和明太祖优劣论》，“首尾数千言，汪洋纵恣，师为敛手，莫能易一字”。泰兴知县龙璋闻其聪慧，亲出面试题《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丁文江一挥而就，龙璋阅卷“大叹异，许为国器，即日纳为弟子，并力劝游学异国以成其志”。在龙璋劝说和帮助下，十五岁的丁文江得以负笈东瀛。两年后，丁文江为留日学生未能专注读书极不满，转赴英国求学。再两年，学完中学课程，顺利考入剑桥大学。但剑桥学费高昂，半年后转入格拉斯哥大学，1911年获地质学和动物学双学位。
九年留洋生涯结束，丁文江本可乘船直抵上海，早日归家团聚，却选择于越南北部港口海防登岸，转乘汽车、火车进入祖国西南，沿途用指南针步测草图，用气压表测高度，初步了解西南地理地质情况。
1911年六月初，丁文江首次进入贵州。日记称：“每天所看见的，不是光秃的石头山，没有水，没有土，没有树，没有人家，就是很深的峡谷，两岸一上一下都是几百尺到三千尺。只有峡谷的支谷里面，或是石头的落水塘附近，偶然有几处村落。所谓城市都在这种浅而宽的峡谷里面，例如贵阳；或是比较大的古落水塘中间，例如安顺。从云贵交界的亦资孔驿起，到沅江上游航路终点的镇远止，一千里路，经过郎岱、镇宁、安顺、安平、清镇、贵阳、龙里、贵定、清平、施秉、黄平、镇远十二个州县，人口过一万以上的只有贵阳、安顺两县……沿途的镇市村落，没有过一百户的。统计路线所经过的一千里路，自西到东，穿过全省，路边上的居民，一共不到十六万人，若是除去贵阳、安顺两个大城，其余的不过四万多人！……而且因为‘地无三里平’的缘故，通省没有车轮子的影子。”
抵黄果树之日，恰逢赶集。“当时就看见许多奇装异服的女人引起我的注意。第一种是穿百褶长裙子的，头上戴一顶凉帽，上身穿一件大袖子的短袄，束在裙子里面，但是也用纽扣扣着。衣料是一种蓝底白花的棉布，脚下都赤着脚穿草鞋。饭店的人告诉我这是仲家子。我看她们衣服虽然多半是旧的，但是洗得很干净，皮肤也生得很白，身材在一百五十二三公分左右，行动很活泼，很给我一种好的印象。第二种是穿长领袄子的。……这是所谓青苗。第三种人的装束格式与第二种大致相同。身材皮肤也差不多，但是浑身上下，穿着的都是红白二色相间的花布，连裹腿都是如此。这是所谓花苗。他们买卖交易，都用汉话，对自己人则仍各说各的土话……这第一次与西南土著民的接触，很引起了我对于人种学的兴趣。”
在黄果树，丁文江还发现一有趣现象：“每人左边腰间都插着一个一尺多长的木壳子。我起初以为这一定是野蛮人带的刀，但是又没有刀把子。向他们拿出来一看，原来都是秤银子的小天秤。我很奇怪在‘人无三两银’的地方，何以人人都要带着这件东西。等了一会儿，看见他们拿出来用，所秤的原来不是银子，是铜的制钱！在贵州西部一带，用制钱都不用数而论几斤几两，给用银子一样。”
更令他诧异者，是贵州底层劳动者吃盐的方法：“我从两头河到杨松的时候，在半路上‘打尖’。一个夫子喊道：‘老板娘！拿点水来放在盐碗里’。一个五十多岁老妇人走了出来，慢慢说道‘盐碗里放不得水的！放了水化得太快了。你们嫌淡，拿起来放在嘴里呷呷就好了’。果然那个夫子照她的话把那块盐拿起来呷了一呷。不到一刻工夫，我眼见这一块盐在九个夫子的口里各进出了一次！”（引文均出自丁著《游记二种》）
丁文江对此深为感慨：贵州“人无三两银”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这一点上贵州连云南都比不上。云南有盐井，有铜矿和锡矿，而贵州则几乎一无所有。
通过旅行和考察，丁文江发现了当时通行的中国地图忽视滇黔驿道二百年前已改道的错误：“一条贯穿两省的驿道，在图上错误了二百多年，没有人发现，足见我们这二百多年地理学的退步。”二十年后，他参考游学中积累的制图测量资料和思路，编辑了完备翔实、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首本现代中国地图册。这本《中国分省新图》，后曾作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印边界谈判时的依据。
回乡不久，丁文江赴京参加清廷最后一次游学毕业生考试，获“格致科进士”。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一年后，他受邀北上，就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物司地质科科长。他认为要摸清家底，改变国家穷困面貌，需要培养地质人才，深入推进地质调查。立即牵头创办地质调查所和承担教学任务的地质研究所，兼任所长。是为中国首个地质学研究机构，也是中国现代成立最早的科研机构。1913年10月，经他考试和综合评定，三十名学生入地质所学习。为解决师资匮乏问题，丁文江先后为地质所聘请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和《瑞典地质勘探》主编安特生；为北京大学地质系聘请李四光和葛利普。1922年2月，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并创办会刊《中国地质学会志》。1923年中国地质学会第一届年会上，丁文江被推举为会长，被地质界视为“这个开荒时期的最大领袖之一”。1928至1930年两次到广西、贵州、四川进行地质调查工作，获得大量成果。1931年起，应聘担任北大教授，培养了一批地质精英。1934年应邀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5年为查明粤汉铁路沿线矿藏，他亲自带队做实地勘查。1936年1月，因煤气中毒诱发脑出血病逝于长沙调查路上。
丁文江几近全オ。除地质学，还通古生物学、地理学、地图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少数民族语言学。不仅仅在科学上颇多建树，在哲学思想、政论写作、政治实践和发展实业方面亦成绩斐然。朱家骅评价丁文江“不但是一位地道的科学家，而且极有行政能力，是学者中少有的奇才”。1921年，丁文江出任热河省朝阳县（今辽宁北票）北票煤矿总经理，对毫无生机的煤矿采取股权比重改革，技术改革，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等措施，经过五年苦心经营，使北票煤矿成为一个中等规模的现代化煤矿，初步实现机械化，产量上提升近二十倍。
1926年5月，丁文江被军阀孙传芳任命为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不久，北伐军逼近江浙，孙传芳反对北伐，讨好奉系，丁文江极度反感，遂于12月31日辞职。担任督办仅八个月，丁文江却做成两件大事。一是建立“大上海”规模：从吴淞到龙华，从浦东到沪西，在其任内首次形成有统一行政、统一财政、现代化公共卫生的格局。二是从外国人手里收回在沪会审公堂，取得鸦片战争以来对外关系上一次重大收获。
在思想引导和政论写作方面，最突出者在于与胡适等共同创办《努力周报》《独立评论》，提倡“好人政治”，反对独裁专制、文化复古主义。与张君劢进行的“科玄论战”，是中国现代哲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影响启发了一代中国人的思考。丁文江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赫胥黎”。
丁文江怀有浓烈的西南情结。从1911年游历西南，到1914年赴西南调查矿产，再到1929年至1930年率队在云、贵、川开展大规模、长时间的地质调查，一直萦系着西南地区的发展进步。除做地质调查外，还对西南民族文化进行调查研究。一是体质人类学调查，主要以对彝族人体测量为主；二是文化人类学调查，以对少数民族服饰、语言和文字的研究为主，代表成果为《爨文丛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认为，中国的彝文研究自丁文江始。
丁文江对西南特别是贵州最大贡献之一，在于他找到发展症结所在：交通不便。他曾明确指出，“川广铁道”是开发大西南，解决发展瓶颈的唯一办法。1913年开始规划的钦渝铁路，原计划由四川经云南到广州，并不计划通过贵州。但丁文江1929年8月3日在致胡适的信中说：“调查的结果，我认为这条路不应该过云南一一惟一的路是在贵州。”丁文江分析，贵州海拔比云南平均低一半，经过贵州，铁路只要上一半的高山，而且贵州大定、黔西煤田很有价值。“假使铁路一通，这些煤田都可以变成西南的富源。”他准备“把西南的交通和经济做一个具体的方案，纵然一时不能实行，将来总有用处——后人来了，一切计划终不能出我这方案之外”。1913年，丁文江和助手联名发表《川广铁道路线初勘报告》，对“川广铁路”的地形资料、建议路线、费用估算和经济效益等都做了充分论证，认为铁路的建成，将对西南各省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丁文江辞世二十三年后的1959年，贵州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铁路——黔桂铁路建成通车。2014年12月，贵广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在丁文江最初规划的基础上实现了贵州南下出海交通质的飞跃。
